[上海]以腐败亡国:国民党南京政权如何垮台?(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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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 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 , 平均上涨20多倍 , 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 , 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 11月1日 , 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 , 承认“在七十天的工作中 , 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 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 , 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 ”至此 , 蒋经国在上海的首次亮相 , 以轰轰烈烈开场 , 以偃旗息鼓收场 , 他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了上海 。
11月11日 , 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 , 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 , 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 , 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 。 该项“办法”将金圆券一举贬值80% , 至此 , 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 。 此后 , 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 , 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 , 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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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 , 至1949年5月 , 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 , 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 。 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 , 1949年5月 , 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 , 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 。 当月米价1石3亿元 , 黄金1两兑50亿元 , 美金1元兑8000万元 。 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 , 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 , 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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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的政权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最后失败前推行的币制改革 , 实际是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 , 最终仍然无法避免经济规律的报复 , 因为“以非经济的办法 , 应付病危的经济 , 全系既无把握又无准备的赌博性质之决策 , 只能短期的麻醉 , 但求侥幸的成功 。 卒致失人心 , 伤元气 , 毁国信” 。 尤其是国民党的宣传与实际完全脱节 , 蒋经国在扬子公司孔令侃舞弊案上的前倨后恭 , 便充分反映出国民党施政的严重局限性 。
其实 , 不只是蒋经国 , 就是蒋介石又何尝不知“贪腐”对国民党执政的负面影响和杀伤力?私下里 , 蒋介石也承认“孔令侃囤积居奇 , 见其货单痛愤之至” , “为孔家事 , 全体党员皆起疑 , 实牵累不少 。 此诚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时 , 其严重性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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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时 , 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亲情关系 , 不能痛下狠手 , 反认为这是社会上“以此为倒蒋手段也” , “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 , 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 , 皆已竭尽其手段矣 。 是非不明 , 人心恶毒至此 。 ”由蒋介石此言可知 , 在对官僚豪门的处理方面 , 他并不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 , 既然如此 , 他又如何要求百姓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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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时 , 《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因为改革币制 , 因为限价政策 , 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 , 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 。 评论质问:“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在《大公报》论者的心目中 , 获利者只能是官僚豪门 , 他们“不是逍遥海外 , 即是倚势豪强如故” 。 国民党及蒋介石既不能严密准备、慎微决策于前 , 又不能体察民意、善始善终于后 ,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短命的金圆券币制改革 , 自然也就成为国民党执政时期失去社会人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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