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解密“红军手迹”中的三大疑问
江津四面山发现的“红军手迹”为什么会使用“红一方面军”部队番号？手迹为什么会有三个部分？文内提到的“陈赓”“杨德（得）志”是否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针对这三大疑问 ， 采访人员采访了我市部分专家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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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习水县九凤山金龙寺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疗伤院 ， 当年7位红军战士曾在这里养伤 。
“文中使用‘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番号 ， 应该是惯性使然 。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称 ， 1934年1月 ， 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 ， 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 。 1934年10月 ，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 直到1935年6月 ，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部懋功地区会师后不久 ， 中央红军才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 。 因此有人认为 ， 1935年1月长征经过重庆一带的红军 ， 不应自称为“红一方面军” ， 而应该称为“中央红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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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严格的历史学考证角度提出的 ， 现实中未必使用得这样严谨 。 ”周勇称 ，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 部队番号经常变换 。 但在惯性之下 ， 老番号常常被人使用 。 所以 ， 在80多年前的长征途中 ， 7位受伤红军惯性使用部队原来的番号“红一方面军”是完全可能的 。
“手迹中的三个部分应是不同时期所写的 。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提出 ， 手迹中第一部分是封面 ， 上面写的“打倒蒋介石 ， 消灭蒋匪帮 ， 解放全中国”疑为后来添加的 。 第二部分是正文 ， 共5页 ， 含落款 ， 是1935年4月所记 。 第三部分是红军伤员吴贞和于1943年返回唐家时所留地址 ， 这是文物正文内容的辅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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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 7位红军的藏身之地——石岩寨子 。 图为石岩寨子的后门 。
在这份“红军手迹”中 ， 多次提到“陈赓”和“杨德（得）志” ， 如：“组织上安排陈赓、杨德（得）志把我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得）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过了春节 ， 陈、杨就赶回部队 。 走时陈、杨在山寨岩子里开了一个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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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赓任干部团团长、杨得志任红一团团长 。 手迹中提到的陈、杨两人是否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周勇认为有几种可能：一、土城战役后 ， 红军伤亡惨重 ， 在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下 ， 领导亲自护送安置伤员 ， 未必不可能 。 二、陈赓、杨得志派人护送伤员 ， 这对普通战士而言 ， 就以为护送者就是陈与杨 。
周勇说 ， 尽管有这些谜团待解 ， 但这份史料的真实性是毋容置疑的 ， 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真真切切的 ， 期待历史学家深入研究 ， 发现更多、更翔实的史料 。
周勇还指出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当时 ， 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 ， 7位红军伤员自动成立了党小组：“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 ， 成立党小组 ， 廖永江任组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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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 ， 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 ， 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 ， 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建立基层党组织 ， 保持党组织的完整性和战斗性 。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养伤期间 ， 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 ， 都是由党小组共同做出 ， 而不是由某一人决定 ， 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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