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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刘耘华 | 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建构( 四 )


语言文字的素养要求 ， 大家都没意见 ， 多多益善；理论的素养要求却很有争议 。 学术界有些人对理论研究很排斥 ， 以为它们往往是空对空的“乱说一气”(自然 ， 也不能排除当代学界的确存在一些堆砌术语、浅入深出 ， 令人不知所云的所谓“理论”论著) ， 殊不知真正的理论探索的问题意识总是中外古今相互联通的 ， 有些论著不把某一具体问题的浑厚背景一一展示出来 ， 后者就被隐匿起来了 ， 但是对于具有理论功底的学者来说 ， 这些被隐匿的背景同时会被激发出来 ， 成为阅读和思考的重要参照 。 笔者以前曾听某位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研究名家斥责西方文论研究 ， 说看不懂 ， 又说连我都看不懂 ， 那它们还有价值吗；“文本”不就是“文学作品”吗？为何多此一举？我们知道 ， 这种老师巨子的固执心态下面 ， 其实掩藏的是相当程度的无知(至少是缺乏西方理论的浑厚背景) 。 为回应对于理论的怀疑 ， 在此我愿引用一下吴承学先生的一段话：
我们现在与前人处于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 。 随着网络与电子文献的出现 ， 我们在文献的收集与检索方面 ， 要比前人方便得多 。 比如说《四库全书》 ， 古人是极少人才有资格看到的 ， 但现在 ， 只要你需要 ， 你的电脑就可以装下一部《四库全书》 。 除此之外 ， 比如《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等等 ， 大量前人很难接触到的文献我们轻而易举地得到 。 强大的检索手段也使我们的研究比前人省力 。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一点 ，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 ， 整个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将出现重大改变 。 这方面许多学者还没有意识到 。 我们看现在的博士论文 ， 都是排列了许多材料 ， 好像显得很有学问 ， 好像很规范 ， 其实在当今电子文献时代这是最容易的 。 现在学术研究中 ， 创见、见识 ， 真知灼见、研究者的思想观念、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越来越显得重要 。
我认同吴先生的意见：在这个时代 ， 思想观念和学术个性将会越来越重要 (笔者相信 ， 其在学术秩序系统的位置相应地也会不断得以前移) 。 道理很简单：技术所带来的材料获取便利是外部赠予的、非有机性的 ， 而思想水平的提升需要经年累月的艰苦汲取 ， 是内在孕育的、有机的生长 。 衡之以黄一农先生的个案 ， 其弊亦显而易见：材料有余 ， 而“思想”不足 。 对于材料的深度诠释及“真知灼见”从哪儿来？就是来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理论综合思维 ， 来自与一个当代人文学者理应相称的中西(或中日、中印等)思想文化积淀与学养 。 对比较文学学科而言 ， 理论研究就是它的根本属性——哪怕是最纯粹的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材料实证研究 ， 它也一定具有某种合目的性的理论自觉意识 ， 换言之 ， 是一种诗学层面的比较 。
以下笔者试用比较诗学(专以文学艺术理论为研究的对象)论域为例来探索“远程阅读”或“后印刷品主导”时代新的阅读伦理及其方法论的建构 。
二、“远程阅读”的方法论：不同诗学的精神“面对面”
这里首先对“方法论”与“诗学”二词略作界说 。 关于“方法论” ， 笔者暂且将讨论郝大维(David L.Hall ， 1937—2001)和安乐哲(Roger T.Ames ， 1947— )中西文化比较方法论的界定移录于此：
中西比较文化方法论 ， 是指确定中西文化比较赖以采取的审视视角、切入问题的路径与手段、处理材料的运思方式乃至观点论述的展开方式等方面内容的学问 。 特定的比较文化方法论 ， 总是离不开对于特定文化之性质的定位和论断 ， 这就是说 ， 特定的文化观总是特定的方法论之前提 。
需要补充的是 ， 关于“什么是什么”之答案的“世界观”或“文化观” ， 与方法和方法论并非单一且单向的决定论关系 ， 换言之 ， 关于“什么是什么”的答案 ， “方法”有时也参与到决断之中 ， 成为其中的一个前提性因素——这话的意思是 ， 面对什么样的观审视角和手段 ， “世界”很可能相应地向你呈现它就是“什么” ， 比如 ， 用称“重”的装置来检测光 ， 它就是“粒子”；用量度“长短”的装置来检测光 ， 它就是“波长” 。 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 ， 是一个难以精确测量的动态双向或动态多向循环结构 。 不过总体而言 ， 关于“什么是什么”之答案的“世界观” ， 似乎总是处在“前面” ， 比如前述不同实验装置的设计 ， 总得先有一个相关的、至少是模糊的判断或期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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