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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刘耘华 | 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建构( 三 )


首先 ， 芯片技术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 它在人文领域的应用 ， 造就了给传统人文研究带来巨大震撼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 依赖于芯片存贮空间与处理速度的日新月异 ， “数字人文”各个层面的内涵已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开掘 ， 也正是基于电子数据库的雄厚基础 ， 莫莱蒂才能够对“长时段”内小说诸形式因素的演变与发展规律做出独具一格的分析和归纳 。 另一个很有影响的范例是 ， 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率先提出并成功应用的“E—考据学”理念 。 黄教授于1987年开始 ， 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向历史学家转型 ， 他围绕晚明清初中西文化关系论题 ， 竟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惊异的成就 ， 以至于在2005年被选为很有声望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 此略述其“E—考证”之二例：一是对于利玛窦初入我国的重要接引人瞿汝夔(字太素 ， 1549—1610)及其家族的研究 。 瞿汝夔是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会元瞿景淳(1507—1569)次子 。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第三卷对此人费墨较多 ， 但称其为“公开的败家子”。 明人陈珊撰《昆湖文懿公行状》、王世贞撰《瞿文公懿传》、张弘道等撰《皇明三元考》 ， 以及《光绪重修常昭合志》, 甚至《瞿氏家乘》等文献均未提及瞿汝夔 。 瞿果行先生早在1994年即撰文指出 ， 此事之因在于瞿汝夔犯了叔嫂“通问之奸” 。 (《礼记·曲礼上》：“叔嫂不通问 。 ”)黄一农教授接过此论题 ， 通过竭泽而渔式的数据搜索 ， 对这一“桃色话题”做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推进 。 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些经验性的意见 ， 认为数据检索需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古人的字号、官衔、地望等称谓方式 ， 以瞿汝夔的“绿帽兄”瞿汝稷为例 ， 其称谓有“瞿元立”“瞿太虚”“瞿洞观”“洞观瞿子”“瞿洞观长”“瞿太学汝稷”“瞿洞观太守”“瞿黄州”“黄州瞿太守”“瞿太虚运长”“瞿太虚运使”“瞿冏卿”等数十种 。 二是他的“红学”研究 。 “红学”堪称我国现代学术之最大显学 ， 成果浩瀚 ， 异见纷繁 ， 极难突破 。 黄教授从2010年始入“红门” ， 次年即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E—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以曹振彦生平为例》 。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 以曹雪芹相关家世及人脉关系的考证为基础 ， 推出了一系列引起红学界震动的论著 ， 他自己也跻身于当世顶尖红学家之列 。 其快速攀登所借力的重要凭借 ， 就是“E—考据” ， 他自己也坦承它是“提供我们一把爬上巨人肩膀的新梯子”。 此外 ， 笔者自己亦有一点体会：我曾就“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为《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季刊撰写回应张西平先生的论文 ， 较快便“完成了”任务 。 原因就在于“数字人文”提供的捷径：通过各种数据库 ， 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搜集并下载大量相关论著 。 当我把它交给张先生审核时 ， 张先生虽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即认为在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主要是外在的“共时感染”(con-fluence) ， 而非内在的“植入式影响”(in-fluence)〕 ， 但是他对拙文外文材料的丰富性表示赞赏 。
其次 ， “数字人文”或许将对传统学术格局造成根本性的秩序重塑 。 在中外学者心目中似乎有一个长期以来累积形成的、不成文的等级性学术秩序 。 一般来说 ， 文献学和古典学处于这一秩序系统的最顶端 ， 是最令人敬畏、也最受人尊敬的学问 。 这是因为 ， 史料与文献的搜集、甄别和鉴证 ，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 现在由于芯片技术的应用和数据库的建设 ， 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 ， 已经变得相当容易而便捷了(相比于“印刷品主导的时代”) ， 相应地 ， 其在秩序巅峰的旧位置势必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挪移或滑落 。 此试以方广锠先生的研究为例：方先生承担的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中华古籍数字化整理新模式”充分利用了新技术 。 如对于《坛经》的校勘 ， 他先把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文字及各种书写符号一一切下 ， 制作成电子文本 ， 作为核查对照的底本 。 然后将五种写本的全部文字依序做成逐字排列的图表 ， 并置于同一显示屏幕 。 这样一来 ， 各写本的文字异同、增衍或缺省等情形 ， 可以一目了然 ， 且可以由电脑自动比较异同 ， 提示给校勘者 。 由于电脑文字与切下的图版一一对应并链接 ， 电脑又记录了全部工作的每一个步骤 ， 校勘者、检查者可以随时核查每个电脑文字的原图版 ， 追溯每一个工作环节 。 发现问题 ， 及时纠正 。 将来读者也可以通过链接 ， 覆按原底本 ， 并对校勘者的工作进行复查 。 在此基础上从事校勘工作 ， 以一个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资质 ， 稍经训练便可胜任 ， 然而其准确性、可靠性和完整度 ， 绝非任何单个学问家的努力所可比拟 。 可以推想 ， 历史学家的史料、文字学家的“字料”和语言学家的语料等 ， 均可借助数据库达到前人无法想象的完备程度(实际上 ， 在人文社科领域率先应用计算机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 ， 主要也来自这些领域) 。 在这一前提下 ， 对于各种学术疑难问题的解决能力自然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高 。 面对如此浩瀚且唾手可得的材料 ， 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进一步提高自身在中外语言、文字和理论水平等诸方面的能力 ， 这些都是远程阅读时代学术研究的基本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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