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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评估及“后新冠”阶段国际形势展望

当前 ， 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全球化扩散趋势 ， 在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 ， 欧美国家疫情趋向严峻 。 疫情已成为影响当前国家间关系 ， 乃至国际格局及秩序变动的重大因素 。 2020年4月11日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等国内七所日本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新冠疫情冲击与新时代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举行 。 该会议以网上视频形式举办 ，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的30余名专家在视频会议上发言 ， 超过100名研究人员、政策专家及媒体人士在线参与了会议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伯江的基调报告的相关记录 。疫情影响评估及“后新冠”阶段国际形势展望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比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 ， 例如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 ， 具有突发性、无差别性、跨国性、不确定性等特征 。 疫情波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损伤程度深、恢复周期长 ， 极易造成冲击区域和世界经济增长、危及一国国内乃至全球局势稳定的复合性后果 。 从时间纵轴看 ， 此次疫情发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行进过程中 ， 可能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一、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 ， 但节奏将有所调整即使在此次疫情冲击下 ， 全球化的大趋势也不会发生改变 ， 但全球及区域供给链面临重塑 。 有关国家将持续出台政策 ， 促使制造业回归本国 。 全球贸易投资规模将出现收缩 ， WTO已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滑13%-32% ， 但最终还是会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资本的逐利性 ，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 。全球化总体上对各方有利 。 过去一段时间 ，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收入中位数在持续增加而非减少 。 从资本的角度看 ， 合作的收益远大于风险 。 此次疫情下全球经济的“断供”和“断需” ， 恰好证明了全球化已是既存现实 。 疫情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的一次测验 ， 检测了需要改进或摒弃的地方 。 这场考验得出的结论之一是 ， 各国应通过在卫生和经济事务上的跨境合作 ， 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 而这或将促进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不过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在分配上是不均衡的 ， 更关键的是 ， 这种“不均衡”恰恰发生在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身上 ， 这就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 。 事实上 ，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 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去全球化”的现象 ， 如贸易增长放缓、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抬头 。 不过 ， 这些以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国际流动减少为特征的“去全球化” ， 实质上是全球化进程的放缓 ， 而不是逆转 。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 ， 供给链的重塑势在必行 。 有关国家会更注重保持供给冗余度 ， 谋求构建更多元化的供给链 ， 增加供应链的弹性与韧性 ， 避免对偏远地区供应过度依赖 。 目前中国集中了全球制造业产能的约30% ， 因此也将成为这一轮供应链调整的重要对象 。二、国际关系区域化发展或加速病毒的攻击不分国界 ， 但带有地域性特点 。 生产基地与消费市场之间如果距离越远、布局越分散 ， 就意味着风险更大 。 因此 ， 国际合作将更多考虑地理、地缘性因素 。 各国海外投资的企业可能将经营重点放在更靠近本土的地方 ， 这意味着地缘经济思维将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 ， 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可能加速 。 有国内学者已提出 ， 中国要抓住欧美部分产业停摆、经济衰退的机会 ， 加快“引资补链” ， 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区重点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几千亿到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 。 在幅员广阔的中国 ， 将产业链全部配置在本土范围是有可能的 ， 但在日韩等国则恐怕有一定难度 ， 只能依托其周边、特别是东北亚地区进行调整 ， 这也将提升东北亚地区内贸易比重 ， 促进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加强 。世界不同区域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差异较大 。 欧盟、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与北美国家政府及民众在反应和对策上明显不同 。 疫情应对反映出某个特定地区的文化共性 ， 相对于欧美所谓“工具理性”思维 ， 东亚国家的抗疫举措体现出“人本化”价值观念 。 而这些文化共性或将成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三、大国战略博弈融合安全与经济“后新冠”阶段的国际关系 ， 将在疫情之前形势发展的延长线上继续推进 。 就大国关系而言 ， 规则标准已经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 。 2019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 ， 日本首相安倍提出全球数据治理这一新概念 ， 认为必须制定数字经济监管规则 ， 并在6月大阪G20会议上推动了讨论 。 日本数字经济起步较早 ， 但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相对滞后 。 数字经济原本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讨论议题 ， 日本明显要在这一议题上抓住规则制定主导权 ， 引导WTO改革的讨论方向 。高技术领域 ， 国际战略博弈强度也在提升 。 2019年底日美主导修订《瓦森纳协议》这一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 ， 增加了对12英寸硅片技术出口的限制内容 。 明显要对中国实施“卡脖子”工程 ， 精准打击中国快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 。 在美国打压华为的同时 ， 日本也约谈了几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负责人 。美欧日对安全问题的重视日益增加 ， 并更多地把经济、科技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结合起来 。 现实表现是军用、民用技术合流 ， 军民两用技术增加 ， 在科技研发、生产领域出现“军民融合” 。 2019年欧盟出台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新规 ， 在涉及高科技、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产业领域 ， 对外国投资加强了审查 。 美国、日本也加强了类似的限制手段 。 在投资方面 ， 不少国家担心因为外资收购而失去对本国战略部门的控制 ， 以及在贸易上的基本供应过度依赖外部 ， 这将导致它们推出新的政策 ， 以加强自主性 ， 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四、中美战略博弈或激化“后新冠”阶段 ，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势必加码 ， 针对多边主义的攻击也会加强 。 不过 ， 安全摩擦乃至军事碰撞不会成为美国政策的优先选项 ， 美国在安全领域与“潜在对手”的较量 ， 将主要体现在军事技术开发与地缘战略布局上 ， 但不能排除美国将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 比如台湾问题 。 去年5月 ， 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台湾保证法2019”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 ， 今年3月又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所谓“台北法案” ， 特朗普3月27日签署了这项法案 。 这会激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 ， 甚至成为未来冲突的导火索 。东亚国家在抗疫中表现出的文化共性 ， 令美国产生了危机感 。 同时 ， 面对本国日益严峻的疫情 ， 美国国内开始反思 ， 有人甚至深入到观念、文化层面来看待此次疫情 。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 ， 新冠肺炎将成为新的历史分期起点 。 从人类面对共同威胁、需要携手应对这一视角看 ， 2020年堪称“人类命运共同体元年” 。 马里兰大学教授米歇尔·盖尔芬德指出 ， 面对公共卫生危机 ， 中国那样的“紧密型社会”比美国这样的“松散型社会”更能作出有效回应 。 认为“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 ， 而且也同文化有关” ，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 我们（美国）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 学术界出现的文化层面反思、对东方的肯定 ， 让美国战略精英们感到担忧 。面对疫情压力 ， 在危机感与竞争意识双重驱动下 ， 美国政府有人做出了“甩锅”、“索赔”动作 ， 对中国加大战略施压 。 从美国内政角度看 ， 这一做法是着眼总统选举 ， 为转移视线 ， 推脱责任 。 假设从疫情得到控制到11月大选之间有一段间歇期 ， 那么这将是民意迅速发酵甚至重构的重要阶段 。 从美国的国际战略看 ， 则有在不利处境下以攻代守、强行压制的味道 。五、中国“危”“机”并存 ， 关键在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和对外关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 中国需要冷静分析形势 ， 科学决策 ， 智慧应对 。 关键环节无非有三：什么样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思路应对何种危机 。 危机既包括公共卫生危机本身 ， 更包括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发展困难 ， 以及危机带来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通过这次疫情 ， 更能辩证地看清我们自身的优长与短板 。 疫情防控反映出中国的体制优势 ， 特别是在社会动员力、政策执行力、基层组织力上的突出强项 。 从克服经济社会发展困难的角度看 ， 我们的基本国情中仍有不少欠发展的部分 ， 各类发展性指标人均值仍落后 ， 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 但是按照发展经济学观点 ， 这也意味着 ， 相比发达国家 ， 我们仍有巨大的内在发展潜力 。历史上 ， 对崛起中大国而言 ， 大的事件往往成为崛起或进一步崛起的重要节点 。 中国应抓紧利用好与欧美 ， 包括日韩在内的疫情控制“时间差” ， 力争率先全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 积极调整、主动作为 。 在经济产业上 ， 一方面全力推动产业转型与提质升级 。 通过科技研发逐步实现高技术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进口替代 ， 提升在区域乃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集中资源 ， 大力开发欠发达地区 ， 如“黑河─腾冲线”以西区域 。 通过投资改善发展环境 ， 释放发展潜力 ， 带动内需规模性发育以支撑总体经济增长 。在对外政策上 ， 中国应借此机会主动推动区域融合、区域一体化 ， 并将东北亚作为重点 。 此次疫情暴发及各国的应对 ， 不仅带来了区域化加速的前景 ， 而且给东北亚区域化发展路径、方式提供了启示 。 此次疫情防控中 ， 欧盟的困境反映出其一体化模式的问题 ， 特别是一体化经济社会政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 。 从这个角度看 ， 东北亚区域应当以治理为导向 ， 而非以权力为导向构建地区秩序 。东北亚通过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地区秩序转型 ， 更适合采用东盟模式 ， 重大决策在国家而非地区组织层面上作出 ， 而不是照搬强行“大一统”的欧盟模式 。 东北亚加强区域合作、以治理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及地区秩序转型的关键在于 ， 奉行“柔性的多边协调主义”原则；坚持“优化存量、改善变量”的基本思路；探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实操路径 。“后新冠”阶段 ， 中日关系仍将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常态” 。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与新的追求 ，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 同时 ， 问题的存在并不等于不能实现发展 。 中日关系将持续改善 ， 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消解 。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 ， 中国既要“紧” ， 也要“稳” ， 辩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 主动作为、协调合作 ， 进而推动以双边带动周边 。 但一切应建立在扎实研究、科学研判的基础上 ， 目标设定要合理 ， 方案具有可行性 ， 不能以期盼代替研判 ， 以良好愿望代替客观分析 ，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日关系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网采访人员 闫勇/整理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伯江原创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0-04-27 09: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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