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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

采用以文制武、“右文左武”的政策压制、猜忌、防范武人 ， 本是宋朝历代统治者的“有国不易之道” ， 然而在南宋前期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 ， 这种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却被迫发生了一个不小的曲折：不仅武将的地位和权力比 ， 北宋大为加强 ， 而且还确实发生了某些将领的专权跋扈现象 。 于是,习惯于文尊武卑传统的文臣便与当时十分软弱的皇权绪成一体 ， 同武将们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 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 ， 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宋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股势力斗争的结局 ， 而岳飞冤狱的悲剧 ， 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演出的 。
『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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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高宗即位的头几年 ， 草创中的小朝廷尚未摆脱风雨飘摇的困境 ， 金人的攻势逼人 ， 必欲灭亡南宋、生擒高宗而后快 ， 根本不把接连乞和的高宗当作谈判对手 。 在南宋的内部 ， 则是
“远者王命不通,迩者横溃莫制” 。
存亡之际 ， 不得不放松对武将的防范和压制 ， 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和地位 ， 让他们为朝廷的攘外安内而效命 ， 其中怀着“天下大乱 ， 乃贵贱贫富更变之时”的侥幸心理趁火打劫者也不乏其人 ， 他们在两宋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养成了私人实力 ， 拥兵自重 ， 以猎取功名利禄 。 朝廷不得不承认这些将领对军队的独立控制权 ， 并示以恩宠 ， 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 。 这样,在北宋一直受压抑、受歧视的武将 ， 却在南宋初期出现了一个权力加大、地位上升的趋势 ， 其表现是：
第一 ， 对军队的固定统属和对军事的便宜处理权 。
与北宋时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不同 ， 这个时期的将领可以固定地控制其军队 ， 如岳飞军队称岳家军 ， 韩世忠一军称韩家军等 ， 由于隶属关系已经固定 ， 平时朝延对于诸将之兵实际也是不能轻易加以“移易废置”的 。 此外 ， 将领可以和其他文官一样 ， 不经事先奏准而对某些事情进行随机性处理 ， 即所调便宜之权 。 绍兴三年 ， 岳飞成江州 ， 凡
“江上有军期急速 ， 会议不及 ， 许飞一面随宜猎置施行” 。
这就与北宋那种“将从中御” ， 武将处处受制于文人的军事体制有很大不同 。
『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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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将领可以自行招兵,扩充实力 。
由于战时条件下军队独立性很大 ， 士兵的招补、实力的扩充往往都由将领自行决定 ， 朝廷对诸将兵员实数难以悉知 ， 所以胡寅在建炎年间说诸将之兵
“逃而不以告败而不以告 ， 死而不以告 ， 补而不以告” 。
虽然朝廷后来屡有清点各军兵官、器械之命 ， 如绍兴二年诏：
“内外诸军并各供具人马、衣甲、器减总数 ， 及开坐统制、统领官所辖数以闻 ， 自今每军月具籍申枢密院 。 ”
但实际上并未做到 ， 事隔几个月后 ， 还有人上书说军中虚报 。 直到绍兴十一年罢三大将兵权之后 ， 朝廷才知道韩世忠仅有兵三万余 。 为了扩大实力,诸将甚至因为互相招诱对方的士兵而“结怨连隙” 。 这与北宋时一兵之籍“皆人主自为之”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 。
第三 ， 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分割国家的利权 。
军队经商 ， 北宋早有 ， 但规模不大 ， 而南宋则愈演愈烈 。 如岳飞一军在鄂州、襄阳等处就有酒库、公使库、典库、博易库等多所 ， 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余万贯 ， 可供全军个月的开支；韩世忠军中盈利每年也在百万以上 。 不仅经营范围之厂、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北宋 ， 而且这些收入又都是由诸将所掌握 ， 不属朝廷收支范围 。
第四 ， 参议政事权 。
此种情况在建炎时期尤为突出 ， 当时东奔西逃的宋高宗 ， 为了取得武将的拥戴与保护 ， 对他们便格外笼络 ， 凡有重大事情 ， 往往召宰执大臣会同武将集议 ， 如高宗自扬州跑到镇江后 ， 便召集“宰执、从官、诸将宅堂计事” ， 讨论下一步的去从 ， 大将王渊主张去杭州 ， 宰相黄潜善因对高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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