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廉：瘟疫、文学与话语变革
题记：瘟疫、文学与话语变革专栏|《文学报|专刊·新批评》作者|王威廉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时期 ， 以文学为精神资源的人一定会联想起文学史上关于瘟疫的作品 。《鼠疫》直接地展现了一段疫情的始末 ， 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国 ， 甚至提到了广州 ， 让人五味杂陈 。 没有经历过瘟疫的人无法真正读懂 《鼠疫》 。 《鼠疫》有着极强的隐喻性 ， 但它的现实层面也建构得非常牢靠 。 从发现案例 ， 到确认 ， 再到上报、怀疑、争执 ， 直至封城 ， 堪比严谨的防疫行动指南 。 我在SARS期间读过《鼠疫》 ， 此番二次读 ， 感觉完全不同 ， 经历人生中第二次瘟疫时 ， 再也无法像当初那样认为瘟疫是“非典型”的偶然状况 。加缪认为对抗鼠疫需要的不是英雄主义 ， 而是诚实 。 所谓诚实 ， 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 一个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这种类似流行“鸡汤”的结论 ， 直到他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 ， 才会明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意味着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 。 加缪以叙述人的冷峻口吻指出 ， 他也不喜欢对英雄主义的过度宣传 ， 那会让我们误以为周围是无边的恶 。 我尤其认可他对道德的评判：最坏的道德是愚昧无知 ， 正是这种愚昧无知造就了主观的恶或是无意的恶 。 不懂得病毒的可怕而错判时机 ， 不懂得病毒的强传染性 ， 让没有保护措施的医护人员近距离施救 ， 导致医护人员也被感染 ， 都属于这种情况 。 但愚昧并非属于某个人 ， 愚昧是人类共同的弱点 。 从一种文化到一个人 ， 每克服一点愚昧 ， 就得到多一点的道德 。 我们的反思能否抵达加缪在《鼠疫》中早已给出的结论？《鼠疫》也给了我们另一个启示：文学中的冷静与沉思 。 文学的传统与抒情相关 ， 但现代以来 ， 冷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叙事中 。 当这种冷峻与现实的透彻理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 才会构成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启示录 。如果追溯《鼠疫》的文学史渊源 ， 英国作家 笛福的 《瘟疫年纪事》是必要提及的 。 加缪在《鼠疫》的开篇 ， 就引用了笛福的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 ， 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 ”这明确表达了《鼠疫》的初衷便是用虚构更有力地表现真实 。 而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则是有着历史事实依托的小说 ， 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 ， 小说可能是基于笛福的叔叔当时所留下的记录 。 笛福为了还原疫情的真实状态 ， 事无巨细地描述具体的社区、街道 ， 甚至是哪几间房屋发生了瘟疫 。 甚至有伤亡的数字表 ， 并讨论各种不同记载、轶事的可信度 。 写到有人在街上大叫大嚷：“再过四十天 ， 伦敦就要灭亡了 。 ”还有人赤身裸体在街上跑来跑去 ， 彻夜奔走和号叫：“噢 ， 无上而威严的上帝呀！”这种瘟疫叙事开启的是一种作家对于社会整体性的观察与沉思 。 有人把笛福称为现代小说家的第一人 ， 不是没有道理的 。 他的另外一部广为传颂的作品 《鲁滨逊漂流记》 ， 可以跟《瘟疫年纪事》对照起来读 ， 它们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两种趣味 。 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因为密切的联系 ， 使得某种病毒（观念）四处蔓延传染 ， 让染病的他人成为自己的地狱；另一方面 ， 人们却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处境中 ， 成为像孤岛一样的存在 。 这两方面并不矛盾 ， 正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马尔克斯也是深受笛福影响的一位作家 ， 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是直接以疾病隐喻了某种人类的非理性情感 。 小说的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身上体现了爱情的复杂性 ， 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和霍乱一样令人患病和死亡 。 有些人如热症一般很快就好了 ， 而有些人却终身不能痊愈 。 还有作家库切 ， 他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转述了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库切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 《他和他的人》中 ， 一直在谈笛福和瘟疫 ， 比如船工罗伯特如何将盛放食品的袋子留在河边 ， 让他患瘟病的老婆、孩子自己来取；吹笛人喝醉了酒睡在人家门口 ， 如何被人用运尸车拉去差点儿活埋等等 。 在库切看来 ， 瘟疫是生活本身的故事 ， 是整个人生的故事 ， 我们应该对死亡的来临早作准备 ， 否则随时随地会被它击中倒地死去 。 库切写道：“在瘟疫的日子里 ， 有一些人出于恐惧 ， 把一切都丢开了：他们的家、妻子和孩子 ， 顾自飞快地逃离伦敦 。 一旦瘟疫过去 ， 他们的行为就会为人所不齿 ， 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都是懦夫 。 但是 ， 我们忘记了面对瘟疫时需要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勇气 。 这不仅仅是战士的勇气 ， 也不是抓起枪打死敌人的勇气 ， 而是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的勇气 。 ”这段话仿佛就是为我们今天而说的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则加大了虚构的力度 ， “失明”也就是“盲目”居然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传染病 ， 那么它的寓言特质得到了彻底地建构 。 不过身处疫情时期 ， 我发现对于有着强烈现实层面的小说有更多的共鸣 。 这也许是一种提示 ， 所有的隐喻、象征和寓言 ， 最好都能找到现实土壤中的根系 ， 如此更能持久地在历史的暗河中将那种根系的基因繁衍下去 。中国文学中像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加缪的《鼠疫》那样直接书写瘟疫的小说 ， 我印象较深的作品是 陈忠实的 《白鹿原》中对瘟疫的描写 ， 尽管只有一部分篇幅 ， 但给我的印象很强烈 。 田小娥之死引发了瘟疫 ， 瘟疫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可怕的死亡方式 ， 而且也是一种诡异的报复方式 。除了以疾病命名的作品 ， 在我看来 ， 至少一半以上的文学作品都和疾病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 甚至可以说 ， 没有疾病 ， 便没有文学 。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咳血决定了林黛玉的性格和悲剧 ， 《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头痛症与他多疑多思的性格也是一体的 。 疾病对文学来说是隐喻与象征 ， 文学不可能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 ， 正如没有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的人生 。 疾病会在任何层面上改变人生 ， 正如疾病在文学的叙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阐释和转变的功能 。 苏珊·桑塔格的 《疾病的隐喻》并非是要解构疾病在文学中的功能 ， 恰恰是以文学的方式针对现实层面中疾病在道德方面的过度阐释 ， 以及相应的歧视与压抑 。 换句话说 ， 将疾病的道德色彩通通剥离 ， 那是生物学而非文学 ， 文学是以悲悯与共情重建疾病与道德的关系 。也正因为此 ， 疫情和社会的关系自然是很复杂的 ， 并非每一种关于疫情的社会话语都有道德隐喻 ， 也并非每一种从疫情中诞生的道德隐喻仅仅是针对疫情本身 。 关于疫情的话语观念是文学应当格外关注的 。出于对病毒的恐惧 ， 人们需要将它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对象 ， 让其成为自己群体之外的另一群人的责任 。 因此 ， 无论是客观上 ， 还是在话语层面 ， 传染病的特征都要求着某种群体的关联性 。 与其说这是一种策划好的阴谋论 ， 不如说这是出于恐惧的人性本能反应 。 传染病的攻击途径完全是借助于人性中的温情行为 ， 比如交谈、聚会、抚摸、亲昵 ， 因而防治病毒的方式是与人性的特质完全相反的 。 在病毒的阴影下 ， 除了生物学方面的探索研究 ， 未来的人类社会将加速向虚拟世界发展和转移 。 人们的身体愈加远离彼此 ， 但人们的情感与思想会离得更近 ， 更近并非意味着亲密 ， 甚至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彼此裹挟的困境 。这次的疫情也廓清了个体与社会的思想图景：如何建构自我的主体 ， 如何处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 恰恰对应于它们的反作用力——个体性的疾病与群体性的瘟疫 。 疾病及作为其结局的死亡 ， 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 不同的疾病类型 ， 让我们意识到了生命的不同方面 。 传染病 ， 让我们直接面对人的社会属性；外伤 ， 让我们直观看到身体受到伤害后的残酷性；癌症 ， 显示生命系统本身所出现的障碍 ， 是一种生命系统的限度性结局 。 没有任何东西像疾病这样能使人完全深入地专注于自己的感受 ， 认清生活的真实境遇 。 因为疾病 ， 我们自以为完全属于自己的可以灵活移动的身体 ， 终于跟社会价值观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 我们真切地意识到 ， 身体的自由原来是如此有限而脆弱 。 我们应该如何表述疾病？如果我们想让疾病脱下隐喻的笨重掩护 ， 恐怕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话语的变革 。瘟疫是病毒与人体细胞、组织的一场战役 。 但如果仅限于这个说法 ， 显然太空洞 ， 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细节 。 比如 ， 冠状病毒原本是寄居在蝙蝠身上 ， 经过变异后用它的冠状触手与人类细胞ACE2蛋白触手发生关联 ， 从而钻进了细胞内部 ， 把它的RNA放置到了细胞核里 ， 从而攻陷了细胞 ， 复制和生产出了更多的病毒 。 大量病毒从死亡的细胞中冲出来 ， 开始攻击更多的细胞 ， 免疫系统被遽然激活 ， 人体面临着炎症因子风暴……我们在描述与生命相伴随的疾病的时候 ， 就这样有了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 。 这既不是纯科学的 ， 也不再纯然是人文比喻似的主观描述 ， 它是基于目前生物学所呈现出的一种“模糊近似”的形象化现实 。 这种科学与人文杂糅的话语方式 ， 或许会成为未来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 。 而抒情 ， 尤其是模式化的传统抒情 ， 将在这套话语当中失去位置 ， 变得苍白无力 。 瘟疫不再是一种恐怖神话 ， 而是一种理性可以理解的事物 ， 尽管这种事物依然给我们输送着恐惧 。在生物面前 ， 我们的科学技术就像原始人一样 。——爱因斯坦一方面是科学话语在文化表述中的分量会加大 ， 可另外一方面 ， 我们所谓的“高科技”也愈加显现出它的局限性 。 我们在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等科技背景下 ， 感受到的人类科技已经创造了魔法般的奇迹 。 但一场瘟疫 ， 与几百上千年前的瘟疫一样 ， 轻易就给“科技社会”以致命一击 。 这让我想到爱因斯坦说的一句名言：“在生物面前 ， 我们的科学技术就像原始人一样 。 ”我们如何理解人类的生命 ， 依然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 从文艺复兴开始 ， 人变成了衡量万物的尺度 ， 到了今天 ， 在某些极端环保生态人士眼中 ， 人类与动物的存在又到了同样的尺度上 。 人的限度在哪里？人的本质何在？这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迫切的核心问题 。 在量子物理学的视野中 ， 人作为观察者本身会影响数据的测量 ， 也就是人跟世界之间是不可划分成毫无关系的主观和客观 。 我们在文化层面也是同样的 ， 我们得理解 ， 我们自身作为观察者与实践者的双重角色和身份 ， 我们永远不能过于确信自己的判断 ， 我们又必须具备专业实践的能力 ， 而这正是人类的困境与希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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