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文艺批评 | 田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 年代的小说创作——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 ， “重写”现象十分常见 ， 而《异秉》则是他在1980年代的第一个重写篇目 。 比较前后的两个版本 ， 可以发现这篇小说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有较大变化 。 由于这篇小说跨越汪曾祺两个重要的创作时期 ， 因此文本变化的意义也就不限于小说本身 ， 而是反映了汪曾祺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创作思想的转变 。 本文作者田延认为 ， 相较四十年代的写作 ， 八十年代的《异禀》呈现出一个从炫技式的现代派语言转变为纯熟的口语化写作、从演绎抽象观念到学会具体描绘和创造典型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 汪曾祺在五六十年代的人生经验和认识转变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
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和真正扎根农民生活的下放经历 ， 让他突破知识分子私人的心理空间 ， 以细腻精准的笔触描写更为广阔的社会天地 ， 使得八十年代汪曾祺笔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局限于扁平的人道主义和谐想象 ， 而是以阶级视野的整体性介入为小说中的人物遭遇赋予了更加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普遍意义 。 如果仅仅采取讳言政治的理解方式 ， 将汪曾祺1940年代的“旧我”和1980年代的“新我”过于简单地接续起来 ， 则失去了对其转变过程的历史把握 。 真正需要做的 ， 是将汪曾祺重新历史化 ， 探讨他与高度政治化的前三十年的复杂关系 ， 以及这种关系在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 。 汪曾祺并非一个简单的作家 。 他的不简单在于 ， 他看似以非政治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 实际上却不是“看透与规避”政治 ， 反倒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并且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它的改造 ， 尽管他对这种改造的效果可能并不自觉 。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 特此感谢！
本文插图
本文插图
田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经验与汪曾祺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
——以《异秉》的重写为例
本文插图
文/田延
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 ， “重写”现象十分常见 。 比如《复仇》就有1941年和1946年两个版本 ， 1947年的《戴车匠》则在1985年被重写为《故人往事》中的一个部分 。 《异秉》是他在1980年代的第一个重写篇目[1]。 比较前后的两个版本 ， 可以发现这篇小说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变化 。 由于这篇小说跨越了汪曾祺的两个重要的创作时期 ， 因此文本变化的意义也就不限于小说本身 ， 而是反映了汪曾祺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创作思想的转变 。
关于《异秉》前后文本的差异已有学者讨论 ， 但基本是从“纯文学”或“人性论”的角度出发 。 前者强调汪曾祺写作技法的创新[2]， 后者强调其人道主义关怀[3] 。 还有论者综合了这两种解释 ， 认为改写后的版本“凝聚了三十多年创作空白期所积蓄的生命体验 ， 充分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追求：他对中国民间普通人坚韧活泼的生命力和生活情味的崇高敬意 ， 对小人物某些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善意揶揄 ， 绝对避免新文艺腔的一丝不苟的白描 ， 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匠心独运的谋篇布 局 ， 以及语言的精到、分寸、传神”[4] 。 这些解释固然不错 ， 但并未追问两个版本的差异是“怎样”产生的 。 要回答这个问题 ， 既需要从文本内部寻找线索 ， 也需要从文本外部的历史语境中探寻重写的动机 。 尤其应该把目光重新投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 ， 看一看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氛围给汪曾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 使他能够一改1940年代的文风 ， 并重新开启他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创作实践 。
推荐阅读
- 文艺视界|知名诗人刘佳银(云南昆明)诗歌《咏石象》
- 文艺蜀黍看世界|福建泰宁寨下大峡谷发现很晚，却被联合国称为世界地质公园的榜样
- 文艺合肥|【趣读合肥】街头满载人间味 巷尾漫话江淮情——跳动着的文化脉搏 传千年的民族瑰宝
- 迷仁少年|衣服买多不如买精，新出“文艺”棉麻衫，搭散步裤，高雅美丽动人
- 易心理TB|不要批评、指责或抱怨任何人
- 沈光贵|【文艺星天地】原创文学作品：一个叫沈光贵的羊倌
- 上海文艺社|布衣加一口第721-723期（6月2日·周二晚结束）
- 南京|世锦赛｜记忆中的那些年、那些城：南京城，活力金陵的文艺与市井
- 青年文艺|《青年诗人》专栏|诗祝六一：要穿过阳光摘取露珠儿
- 小个子1987|奔四奔五少穿妈妈装，六月流行这样穿，文艺减龄，美的不像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