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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治未病 专访院士仝小林( 二 )


第二天一早 ，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看完大量病人的脉象和舌象后 ， 我已有了基本判断：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寒湿疫” 。
问：中医强调辨证施治 ，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仝小林：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 。病人多而中医少 ， 一个个把脉开方不现实 。《黄帝内经》里说 ， “五疫之至 ， 皆相染易 ， 无问大小 ， 病状相似” 。当一种瘟疫大范围流行时有其规律特点 ， 抓住主要规律 ， 通治方用药 ， 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 ， 我们在主方基础上 ， 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拟定了4个加减方 ， 尽可能个体化用药 。“大水漫灌”加上“精准滴灌” ， 同病同治加上辨证施治 ， 通治方是辨证论治的灵活体现 。
在做出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基本判断后 ， 我结合病人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等症状表现 ， 最终确定这个病的主要病位是肺和脾 ， 确立了宣肺化湿、解毒通络的治疗原则 ， 拟定了由槟榔、煨草果等20余味中药组成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 ， 大范围用在社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 。
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能力有很大提升
问：您参加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 ， 能讲一下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吗?
仝小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 苏北地区暴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 。我1985年到1988年读博士的三年 ， 基本是在抗击出血热中度过的 。当时流行性出血热患病人数多 ， 最开始死亡率也高 ， 超过10% 。我跟随导师周仲瑛先生 ， 将出血热按“温病”辨治 ， 治疗了大量高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重症患者 ， 后来病死率降到百分之一点多 ， 积累了不少诊疗重症和危重症的经验 。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 ， 我在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务院指定的临时非典专病医院 ， 我担任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长 ， 诊治了248位非典病人 ， 医院最后一名非典病人也是我送他出院的 。除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200多例患者外 ， 我们还用纯中医治疗了11例 。我们从中医的瘟疫理论出发 ， 创制了“SARS-肺毒疫四期八方”的辨治方案 ， 同时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及抗生素 。事实证明 ， 中医疗效非常理想 ， 发热、咳喘等症状显著改善 ， 病程缩短 ， 成功救治了11位患者 。我们撰写了病例报告 ， 被收录进世卫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
问：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 中医药为什么能比以往发挥更大作用?
仝小林：对我个人而言 ， 有了之前两次抗疫经历 ， 这次心里更有底儿 。这次疫情中我不仅是冲锋战士 ， 还是中医专家组组长 ， 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 ， 整体把握诊疗方向 ， 这一点和前两次不太一样 。
与前两次相比 ， 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 中医药介入治疗更早 ， 而且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 ， 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 ， 首次深度介入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 。这首先得益于我们国家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 ，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一时间中医药介入 ， 第一时间让病人吃上中药——这是未来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可以借鉴的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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