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芯片战争：十字路口的杭州( 三 )
学术、产业、人才的合力下 ， 较长一段时间内 ， 浙江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紧邻江苏之后 ， 位列全国第二位；在全国集成电路设计十强企业中 ， 浙江独占三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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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末 ， 一场席卷全球的半导体萧条期 ， 把整个行业“砸锅卖铁”好不容易砸出来的信心几乎毁于一旦 。
DRAM价格“跳楼价”直接变一折 ， 华虹NEC 2001年亏损13.84亿 ， 全国上下一片指责“光靠砸钱做不起芯片”；NEC自顾不暇 ， 宣布将在2004年前退出DRAM领域 ， 华虹NEC不得不转向代工 。
举国之力组织的三大战役 ， 最终只留下一座与预期偏差不小的上海华虹
。 此后 ， 一向支持半导体发展的国家力量 ， 很长一段时间不见动作；而华虹尽管在2004年之后便恢复业绩稳定 ， 也没再能获得国家资金的支持 。
然而雨雪过后 ， 焉知不是藏着东风？
国际芯片产业的调整 ， 使芯片制造厂商寻求投资成本更低的区域；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出国留学的优秀学生 ， 在顶级芯片公司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后 ， 开始陆续回国创业 。 一场萧条带来的产业转移 ， 和西雁东飞的人才回潮 ， 使得内地一直求而不得的技术和人才悉数到位 ， 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 。
这其中 ， 世界级芯片专家张汝京2000年创立中芯国际 ， 钉下了上海乃至中国造芯史上的关键节点 。
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传言是 ， 为了突破“瓦森纳协定”下的技术封锁 ， 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凭借个人信用 ， 找齐美国五大教会进行背书 ， 终于获得了美国对0.18微米等级生产线设备的出口许可 ， 拿到了世界领先技术水平芯片生产的入门券 ， 扭转了国内“投产即落后”的局面 。
彼时的中国 ， 几乎没有人知道三星越亏越投的“反周期大法” ， 对上海华虹一片指责；张汝京却深谙“不景气时盖厂最好” ， 在行业低潮期趁低价购入了大量二手设备 ， 甚至包括位于天津的整个摩托罗拉工厂 。 3年时间 ， 中芯就建立起4条8英寸生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 ， 到2005年就已成为全球第三的晶圆代工厂 。 这样的速度 ， 全世界独此一家 。
在中芯国际落成后 ， 与台湾合资的宏力半导体、世界芯片代工冠军台积电也纷纷落户上海松江 。 短短两三年时间 ， 到2003年上半年 ， 上海已拥有芯片代工企业11家 ， 已建和在建的生产线18条 ， 其中10条为8英寸生产线 ， 占全国70％以上 。 国际巨头在上海设置的研发中心和制造工厂 ， 为上海培养和积累了大量的人才 ， 形成其它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 。
江苏的苏州、无锡 ， 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波外资和人才的浪潮 。 有台资背景的和舰科技 ， 在苏州投产了8英寸芯片制造厂；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欧洲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德国亿恒等 ， 在苏州投资兴建芯片封装和测试企业 。 无锡长电则延请了于燮康、赖志明、冯东明等人才加盟 ， 主导与新加坡先进封装等国外公司合作 ， 开拓先进芯片封装工艺与硅分立器件市场 ， 实现了产品结构质的跃升 。
2013年 ，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达到405亿美元 ， 占全球比重已经达到13.3% 。 然而 ， 外资与民营企业的“两条腿”走路虽然能够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 却难以实现尖端技术的自有 。 这一年 ， 中国集成电路进口总额2322亿美元 ， 超过原油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 。 国内外芯片技术的差距不仅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 更等于将科技发展的锁匙交到了别人手里 。
时代的脉搏 ， 需要有人高瞻远瞩 。 当2018年美国发起枪响 ， 我们应该庆幸 ， 在2013年有十几位院士联合上书 ， 要求国家重新捡起对半导体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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