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芯片战争：十字路口的杭州(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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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熊猫、金星等黑白电视多使用742厂芯片
742厂的技术引进是一道亮光 ， 然而 ， 当时中国整体的芯片产业大幕却陷入黯淡 。
改革开放后 ， 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下 ， 芯片企业也不得不自负盈亏 。 但芯片本就投入大、周期长 ， 失去“输血”的工厂为了在短期内获得效益 ， 大量购买国外的技术和生产线 ， 自主研发的电子工业思路逐渐被购买引进所替代 。 当时有报告称 ， 全国有33个单位不同程度地引进了各种集成电路生产线设备 ， 最后建成投入使用的寥寥无几 。
1986年 ， 我国集成电路产量出现急剧下滑 。 电子工业部在厦门召开集成电路发展战略研讨会 ， 提出了“七五”（1986-1990年）期间的“531”发展战略 ， 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 ， 并决定在上海和北京建设两个微电子基地 。
一为引进技术、二为寻找销路 ， 上海在建设微电子基地上 ， 选择了合资模式 。 1988-1995年 ， 上海先后成立上海贝岭、上海飞利浦、上海松下等半导体公司 。 1998年 ， 上海贝岭在上交所上市 ， 成为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首家上市企业 。 然而贝岭单一依赖贝尔的模式不可持续 ， 在贝尔受到市场严重冲击后 ， 贝岭也不得不转型 ， 在并购、投资中维持存续 ， 而原先的芯片制造业务则烟消云散 。
随着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日益重视 ， 更大规模的“908工程”（1990年）和“909工程”（1995年）也开启了 。
“908工程”
的重点是当时市场化运营水平最高、同时具备DRAM研发能力的无锡华晶（由742厂与电子部第24所无锡分所合并而成） ， 目标是突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 在“八五”（1991-1995年）期间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 。 然而实际是：行政审批花了2年、向美国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 ， 待1997年生产线建成投产时 ， 技术水平已落后国际主流四五代 ， 月产仅800片 ， “投产即落后” 。
在一系列曲折探索后 ， 1995年出台的“909工程”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 ， 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的指示 ， 确定了中国电子工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规模：100亿元 。 1997年 ， 上海华虹与日本电气（NEC）合资组建华虹NEC ， 不到两年时间就建成并投片64MB的DRAM ， “抓住了半导体高潮的尾巴” ， 当年实现盈利 。
相比在“三大战疫”中备受宠爱的无锡、上海 ， 默默有些冷清的浙江 ， 却迎来了自己在芯片产业最灿烂的时代 。
已故中科院院士、原浙江大学副校长阙端麟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 就在国内率先开展硅烷法提纯硅的研究 。 1964年 ， 阙教授成
功用硅烷法制
成纯硅；70年代 ， 浙江大学建立了产业基地；80年代 ， 浙江在单晶硅制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 此后 ， 学生们开枝散叶 ， 从单晶硅材料的生产到抛光片/外延片的加工 ， 形成了包括浙大海纳、立立电子、立昂微电等一个围绕半导体材料的企业集群 。
1988年 ， “531”战略下 ， 871厂绍兴分厂改名为华越微电子有限公司 ， 建起了规模化、现代化的集成电路 IDM 模式（即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与销售于一体） ， 是当时长三角仅次于无锡华晶的第二家集成电路制造企业 。 华越微的集成电路产量曾多年位居全国第二 ， 并为浙江培养了大量的集成电路生产人才：杭州士兰微电子公司、绍兴光大芯业微电子有限公司、绍兴宏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绍兴联升微电子公司、绍兴广和科技公司等一批企业领军者都曾在华越微工作过 ， 华越微堪称浙江集成电路生产的“黄埔军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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