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从宽处理令顽石点头( 八 )


即便是把这一千多名战犯的罪行简单汇总 , 也足以让人瞠目:被他们直接杀害的中国平民和战俘有857000人 , 烧毁、破坏房屋78000处 , 掠夺粮食3700万吨 , 煤炭2.22亿吨……
曾经被视为“勇武”“忠勇”的行为 , 现在成了对良知的拷问和煎熬 。 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也觉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谢罪” , 有28人向侦讯工作团递交了处决请罪书 , 主动申请死刑 。
藤田茂是自认必死无疑的日本战犯之一 。 他在回忆录中记录当时的内心活动:“按《波茨坦宣言》 , 虐待俘虏要被处以重刑 。 在国际法庭的审判中 , 已经有1200多名日本军官因此被处决 。 而我自己 , 仅‘秀岭一号’作战一战 , 就杀害了86名俘虏 。 我明白 , 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死刑 。 ”
血债血偿 , 于情于法都是这些日本战犯应得的下场 。 但是 , 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依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 , 采取了从宽处理的原则 。 最初给中央汇报的公诉方案中 , 绝大多数日本战犯被免于起诉 , 准备起诉的战犯是105名 , 其中70名罪行严重者足以被处以极刑 。
这个已经是宽大处理的公诉方案却被中央否定了 。 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时作了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 , 不判处一个死刑 , 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 , 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 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 , 罪行确定后才能起诉 , 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 ”
依据“不杀少判”的中央决策精神 ,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斟酌缩减 , 最后确定的起诉人数只有45人 。
1956年6月19日 , 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了 , 铃木启久第一个走上被告席 。 他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 , 曾指挥制造6起屠杀惨案 , 每次屠杀都几乎全村灭门 , 这些惨案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 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 。
当年7月1日 , 是岛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 。 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 , 他写道:“从开始悔罪时起 , 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 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 。 ”
夏天闷热的法庭中虽然预备了冰块降温 , 但岛村衣服都已汗透 , 他全程神情严肃 , 从未动手擦去汗水 。
审判长宣读完公诉书 , 轮到岛村三郎自我陈述 , 他忽然双膝跪地 , 泣不成声:“在镇压抗日行动中 , 我命令警察严刑拷问 , 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 , 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我当年是一个魔鬼 , 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 , 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 , 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二战之后 , 在世界范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有几十个国际法庭、军事法庭 , 庭审数千次 , 从来没有过的一幕出现在了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 。 45名战犯 , 对法庭指认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认 , 没有辩解 , 没有推脱 。 被告席上的很多战犯痛哭流涕 , 当庭下跪 , 跪向审判席 , 又跪向旁听的中国民众 。
参加旁听的外国采访人员评论:“中国的审判 , 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的立场不同 , 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 , 战犯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 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 。 ”
到7月20日 , 设在沈阳和太原的两个特别法庭 , 分四次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宣判 。 出乎这些准备以死谢罪的战犯预料的是 , 中国法官没有判决一个人死刑 。 铃木启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 , 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 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 。 更让战犯们意外的是 , 除此45人之外 , 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 , 先后分两批释放 , 遣送回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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