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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话历史」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二 )


他“起堤堰 ， 决陂塘 ， 为水陆之利” ， 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 。 更重要的是 ， 他还“贷谷与民 ， 出息以偿 ， 俾新陈相易 ， 邑人便之” 。 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 。 这样一来 ， 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 ， 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
就说免役法 ， 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 。 差役 ， 其实就是义务劳动 。 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 ， 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 ， 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 ， 便以其劳力代之 。 但这样一来 ， 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 ， 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 ， 还要出力（徭役） ， 实在是不堪重负 。 事实上宋代的力役 ， 种类也实在太多 。 但麻烦在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 ， 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 ， 因此承平日久 ， 便“奸伪滋生” 。 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 ， 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 ， 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 ， 由官府雇人服役 。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 第一 ， 农民出钱不出力 ， 不耽误生产；第二 ， 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 ， 叫“助役钱”） ， 比较公道；第三 ， 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 ， 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 ， 两全其美 。 所以 ， 后来废除免役法 ， 恢复差役法时 ， 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 。 苏轼就说 ， 免役、差役 ， 各有利弊 。 骤罢免役而行差役 ， 怕不容易 。 范纯仁也说 ， 差役一事 ， 应当缓行 。 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 ， 这次改革 ， 不但阻力重重 ， 而且一败涂地 。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 。 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 。 他的文章道德 ， 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 。 还有一点也很相同 ， 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 ， 也都不是书呆子 。 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 ， 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 。 所以 ， 司马光和王安石 ， 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 他们两个相对抗 ， 那可真是棋逢对手 ， 将遇良才 。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 。 要说他们的“党羽” ， 就不成比例了 。 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 ， 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 。 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 ， 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 ， 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 。 但就是这个吕惠卿 ， 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 ， 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 ， 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 。 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 ， 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 。 吕惠卿贼心不死 ， 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 。 写这些信的时候 ， 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 ， 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 。 这是有欺君嫌疑的 。 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 ， 于是辞去官职 ， 并从此告别政坛 。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 。 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 ， 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 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 ， 亦均为一时之选 。 更重要的是 ， 他们原来也都是改革派 。 比如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 ， 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 。 而且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 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 ， 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 ， 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 。 只不过 ， 王安石一当政 ， 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 ， 只好去做保守派 。
那么 ， 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 ， 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动机与效果 。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 。 在他看来 ， 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 ， 并坚持不懈 ， 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 因此 ， 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 ， 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 ， 人言不足恤 ， 祖宗之法不可守 。 ”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 。 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 ， 后世人当谢我 。 ”有此信念 ， 他理直气壮 ， 他信心百倍 ， 他无所畏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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