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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塑料污染为何越限越多，新限塑令能否改变“死结”？( 四 )


长春市执行了5年禁塑令 ， 消耗了大量行政成本 。 据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的报道 ， 从实施禁塑令开始至2018年9月 ， 长春市工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37380人次 ， 出动执法车辆12460台次 ，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350份 ， 行政约谈326次 。
但效果却差强人意 ， 禁塑令基本落空 。 零废弃联盟在长春市最大的光复路批发市场 ， 调查了18家塑料袋批发店铺 ， 8家售卖传统塑料袋、5家有传统塑料袋和假可降解袋 ， 仅5家有可降解袋售卖 。 在消费端 ， 零废弃联盟调研中发现 ， 仅40.95％的商铺提供可降解塑料袋 ， 53％的公众明确表示不知道如何区分 ， 仅有不到1.4％的公众表示自己会将可降解袋跟易腐垃圾协同处理 。
地方全面禁塑的尴尬之处在于 ， 市场的巨大需求无法满足或替代 。 谢新源认为 ， 吉林的案例出现了三重困境：使用普通塑料袋很难禁绝 ， 伪劣可降解塑料袋鱼目混珠 ， 更大的问题是可降解塑料袋难以得到真正降解 ， “一半的居民用可降解袋 ， 另一半不用 ， 这样就很糟糕 。 可降解塑料袋堆肥降解过程中 ， 如果混入不可降解塑料袋 ， 就达不到降解效果 。 ”
“垃圾堆里不存在普通塑料袋 ， 可降解塑料袋堆肥效果才有保障 。 否则 ， 两种塑料袋混在一起 ， 使用可降解塑料袋就完全没有了意义 。 ”刘伟坦言 。
可降解塑料行业在国内发展已经超过20年 ， 但是却迟迟不能大规模推广 。 江南大学包装工程系教授、国家轻工业包装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副主任王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全球产能只有百万吨级别 ， 可降解塑料制品存在产能不足、成本高、可加工性差的问题 ， “新政尝试在某个场景将可再生塑料真正应用 ， 但效果如何 ， 现在还难下结论 。 ”
可降解材料是否是解决白色污染的终极方案？王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降解不等于真降解 。 可降解塑料袋回收后 ， 需要堆肥处置 ， 不是说扔在地上就能降解 。 如果可降解材料不能够大范围、集中化和规模化应用 ， 它也会变成一次性塑料袋 。 ”
源头和终端是短板
“塑料袋最大的问题是用完就被扔掉 ， 没有被当作资源性产品回收使用 ， 生命周期非常短 。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塑料循环分会秘书长蒋南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不是说这些塑料产品有什么问题 ， 而是使用方式不合理 。 ”王军说 ， 现在的塑料产品基本是一次性使用 ， 没有考虑到可回收性 ， 回收渠道不健全 ， 回收效率和价值比较低 。 塑料产品用完后 ， 会采取丢弃或者掩埋的方式处理 ， 对环境造成危害 。
为此 ， 今年的塑料新政提出了建立健全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 ， 有力有序有效治理塑料污染 。
“与之前相比 ， 新限塑令的进步在于 ， 着眼于整体塑料循环产业链的构建 。 提出了构建塑料回收管理体系和步骤 ， 从不同的层面上发力 ， 比如规范企业的生产 ， 健全垃圾回收体系等 。 配套的监管、政策和科技研发方面也有了比较全面的框架和体系规划 。 ”蒋南青此前撰文称 。
2019年5月 ， “欧盟版禁塑令”正式生效 ， 规定到2021年将禁止使用有替代品的一次性塑料产品 ， 例如塑料吸管、一次性餐具、棉签等 ， 而成员国需要在2029年之前实现回收90％饮料瓶的目标 。 并且欧盟还全面禁止了氧化式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和使用 。 欧盟塑料法案也要求企业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EPR） ， 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垃圾管理和污染治理承担经济责任 。
回收体系的脆弱 ， 一直是中国塑料垃圾顽疾的症结之一 。 “资源回收利用出台过明确规划 ， 指明如何解决塑料回收利用难题 ， 但一直就没有很好的落地方案 。 ” 蒋南青说 。
2017年禁止废塑料进口后 ， 国内塑料回收体系进行了一轮洗牌 ， 面临着回收体系重建难题 。 蒋南青介绍 ， 塑料产业最上游的原材料——原油价格非常低 ， 最近每桶价格是20多美元 ， 随着中国石化产能不断扩张 ， 原生塑料越来越便宜 。 相比之下 ， 由于旧塑料回收成本高 ， 再生塑料比原生塑料还要贵 ， 很少人会选择回收塑料袋等产品 ， 导致难以建立回收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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