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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人为何宣扬郑成功的“抗清”事迹？( 四 )


同年11月1日台南民政厅设立当日 ， 日本侵台南进军司令官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更亲自前往延平郡王祠拜谒 。 在其后发布的告示中高岛强调成功“母子忠烈义勇 ， 无一不出日本国风之余” ， 并命令“全岛土民深思教化之处由 ， 其能表敬 ， 毋敢或妄渎” 。
日本台湾副总督高岛祭拜延平郡王祠之图 ， 可以看到画面突出了翁太妃即田川氏（郑成功之母）的神位 。
1915年 ， 中村久四郎就郑氏乞师写道：“然当亡国危机 ， 古来妄自尊大之支那人对平生视为东海一小国之吾邦 ， 亦忍嫌忘怨 ， 乃至卑辞厚礼 ， 其都督将军称臣请兵乞资 ， 其心亦深可怜矣 。 而当时我国情竟不能断行出援出资 ， 千里远来之使臣皆空手而还 ， 沥血披衷之书亦未奏效 ， 实为明人所悲 。 遥想当时明国君臣苦心 ， 予亦心动感伤 ， 暗自涌泪 。 更以本邦政治家对大陆政策之眼光视之 ， 遗憾叹息之情亦深 。 ”此时正当日英联合军攻占时为德国殖民地的青岛之后 ， 中村所发议论自与此时代背景深切相关 。
日本@日本人为何宣扬郑成功的“抗清”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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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稻垣孙兵卫在台北出版《郑成功》（台湾经世新报社）一书 ， 该书是应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的要求而作 ， 田之前特别指示稻垣要着意向台湾本岛人宣传郑成功乞师日本之历史 。 书中论及郑成功及施琅的功绩有如下描述：
（台湾）自郑成功后始为一独立之国 ， 若天假郑成功十年二十年 ， 即菲律宾不能收其领下 ， 但定会支配东洋海权 ， 取得相当成绩 。 惜台湾领有翌年即成为白玉楼中之人 。 后为群小争权之场所并举国归于支那 。 但是 ， 其时如果支那仍从往日放弃此地之策 ， 则肯定为红夷荷兰或西班牙乃至佛朗机捡取 。 如此要想再收入日本手中即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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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郑氏之后台湾为支那领有 ， 可看做在我邦锁国之时替我暂时保管 ， 二百年之后复归还于我 ， 而施琅反对放弃台湾 ， 即认为是为了我帝国亦不为不可 。
稻垣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呼应了前述春阳堂对郑成功从荷兰手中夺取台湾的评价 。 中国之台湾变为东洋之台湾 ， 再变为郑成功从西夷手中夺取后交给清朝保管、继而送归日本的台湾 。 通过郑成功历史功绩的牵线 ， 日本台湾当局也在强调着其殖民台湾的“历史合理性” 。
1942年7月7日为“支那事变五周年” ， 石原道博在这一天为其著书《郑成功》（三省堂）写了序言 。 这本书里石原将郑成功之举动与日本侵华战争相联系进行了如下表述：
倭寇之活跃从北部朝鲜沿海开始 ， 经辽东、山东 ， 次第南下江浙、闽粤 ， 其中当然也攻略南京 ， 进出台湾、海南岛 ， 直指南海各地 ， 此可以比拟郑氏之沿海经略、南京围攻以及东西南洋之商贩贸易 ， 乃至驱逐荷兰人的台湾攻略、慑服西班牙人的吕宋诏谕 。 而此次支那事变以来大东亚战争进展诸事之一斑 ， 亦可看到与其一脉相通之处 。
在这种极为勉强的附会中 ， 倭寇之跳梁、郑成功之抗清都好似为日本侵华战争作了历史的演习 。 而在石原1945年出版的《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的研究》（富山房）中 ， 在论述郑氏、南明乞师时不断强调的“古代支那与我国唇齿辅车”之关系 ， 也明显是为“东亚共荣圈日满支一体”的政策进行历史背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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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海上形势
历史上 ， 日人远洋航海并不活跃 ， 1630年代后期“锁国”令发后“朱印船”即遭废禁 ， 仅有少数遇风漂流人员具有海外经历 ， 因此体现日人与域外关系的历史资源极为有限 。 在此情形下 ， 有着日本血统、且为海商集团首领 ， 还自立门户与强清周旋的郑成功事迹 ， 成了日本对外扩张时能够加以利用的稀有资源 。 江户时代日人主要以郑成功为媒介来进行自他对比 ， 体现日本优越性；而明治以后的对外扩张时期 ， 郑成功与清朝的战争 ， 郑成功的日本乞师、台湾占据 ， 郑成功与西洋列强的对抗等 ， 都被利用为鼓动大陆侵略、宣传日方开战“正当性”的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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