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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我和138个医生护士度过了65天( 三 )


心伤
老苑见人总是笑眯眯的 ， 临近尾声的一次采访 ， 我才看见了他心里的另一面 。 那天他很坦率地告诉我 ， 相比17年前在非典一线 ， 这次给他的挫败感可能更强一些 。 当年他还年轻 ， 在病房里抱着学习的心态 ， 17年后 ， 他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和资历 ， 以为可以做得更多 。
关于来武汉的最初半个多月 ， 医疗队很多人都提到了“挫败感”这个词 。 在一次死亡病例讨论上 ， 两个病人都是在老苑班上走的 ， 他介绍着病程诡异的发展 ， “十几分钟前还说过话 ， 病人上了趟厕所回来血氧就掉了下来 ， 之后人就走了……”他越说脸色越难看 ， 最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
说起那段时间 ， 一个年轻的ICU医生向我历数着 ， 他在北京可能得到的各种先进设备 ， 到武汉初期 ， 呼吸机都是缺乏的 ， 而操作呼吸机 ， 是ICU医生的硬核技术之一 。 “没了那些设备支持 ， 那段时间 ， 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太少了 。 ”
我问老苑 ， 不管是对新发疾病的陌生 ， 还是医疗设备的缺乏 ， 这些都不单是医生自己能解决的 ， 难道不能成为宽慰自己的理由么？老苑说 ， 大部分医生都不会这么想 ， “我们只会觉得 ， 还有些是自己能做但没做到的 。 ”
我一直以为 ， 医生护士见多了生死 ， 心里会更加泰然处之 ， 但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 。
老苑当了几十年医生 ， 记得每个他送走的病人最后的情形 ， 他形容那种感觉 ， 好像有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 ， 从身边飘走了 ， 怎么抓也抓不住 。
到了武汉以后 ， 老苑开始写工作日志 ， 里面有治疗上的问题 ， 也有经历的各种人和事 ， 他说这日志不会给任何人看 ， 也不会当作文献发表 ， 就是把这段日子记录下来 。
医疗队刚抵达武汉不久 ， 宣武医院医生李艳第一个跟我提起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 那是经历非典一线后 ， 给她心里留下的痕迹 。 至今 ， 李艳仍然能用极富画面感的语言描绘出 ， 一个年轻医生在那一年所受到的冲击 。
3月初 ， 我又和李艳聊了一次 ， 病房里的战事已经不再那么焦灼 。 李艳说起了那些走了的人 ， 当疫情过去 ， 有没有人会为他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 或是分析些什么？
对于一些去世的病人 ， 李艳明白救治的难度有多大 ， 但她还是忘不掉 ， 只能在心里找个地方把记忆埋起来 ， “也许年老时 ， 想回忆过去了 ， 这些经历又会被说起 ， 也还是痛苦的 。 ”
同道
为了欢送北京医疗队 ， 协和西院护士长胡娟娟组织本地护士们表演了一段舞蹈 ， 排练时间太仓促 ， 舞步不算齐整 ， 但还是引来了阵阵掌声 。
表演之后 ， 胡娟娟带着本地护士们列队鞠躬致意 ， 还没低下头 ， 眼泪已经掉了下来 。 像之前每次接受采访时那样 ， 胡娟娟总把对北京医疗队的感谢挂在嘴边 ， 但其实他们自己也付出了很多 。
在一次病例讨论会上 ， 商量要提高病人使用尿管和胃管的比例 ， 医生看着胡娟娟说 ， 这可能要加重护理的工作量了 ， 胡娟娟连回了几个“没问题” ， 但说到要做难度更大的动脉采血时 ， 胡娟娟犯了难 ， 她手下的护士大多是外科出身 ， 工作时间也不长 。
在前期把精锐力量投入到发热门诊后 ， 协和西院剩下能与北京医疗队搭班的 ， 大多是非对口科室的医生护士 ， 专业上的跨度 ， 短时间难以逾越 。
在办公室 ， 我见过那个被大家叫做“杨妈”的协和西院医生 ， 刚脱了防护服的她 ， 脸还红扑扑的 ， 急慌慌地说 ， 里面有个病人情况很不好 ， 她有些被吓到了 。
杨妈50多岁了 ， 是个耳鼻喉科医生 ， 以前连病人去世都很少见到 。 这段日子 ， 杨妈学会不少事情 ， 包括怎么向家属告病危 ， 怎么和殡仪馆协调时间 ， 以及怎么转交遗物 。
医疗队医生张捷跟协和西院一位口腔科医生搭过班 ， 两个人同岁 ， 那个医生也是自己领域的专家 。 到了休息室 ， 那医生一边张罗热饭、倒水 ， 一边说：“张老师 ， 我哪儿做得不对 ， 你就说我 ， 骂我都没事 ， 我肯定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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