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 三 )


“举之以众 , 取之以公”: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选官与用人 , 除了讲究原则 , 还需要有制度的保证 。到司马光的时代 ,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已经非常完备 , 完备到出现了新的困局 。一个人能否做官 , 能够做什么级别的官 , 不是哪个人可以说了算的 , 而是通过严格的资历体系各项指标的计算得出来的 。这个资历体系 , 由出身、任职经历、考绩、举主、年资等等因素构成 , 而且都是有档案可查的 。用苏轼的话说 , “今举于礼部者 , 皆用糊名易书之法 , 选于吏部者 , 皆用长守不易之格” 。所以 , 他提出了任人与任法的两难抉择问题 , “任人而不任法 , 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 , 则法繁而人轻 。法简而人重 , 其弊也 , 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 , 其弊也 , 人得苟免 , 而贤不肖均 , 此古今之通患也 。夫欲人法并用 , 轻重相持 , 当安所折中?”(苏轼《私试策问·人与法并用》)简言之 , 苏轼的问题在于 , 选官用人的过程中 , 如何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
司马光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苏轼之问” , 却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唐代中期宰相崔祐甫用人之时 , 间接提供了一个答案 。由于德宗皇帝居丧 , 崔祐甫获得了特别的授权 , 面对前任宰相常衮积压的大量人事安排 , 他放开手脚 , 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 , 就安排提拔了八百来人 。德宗皇帝对他说:“人或谤卿 , 所用多涉亲故 , 何也?”崔祐甫回答:“臣为陛下选择百官 , 不敢不详慎 , 苟平生未之识 , 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 。”不认识的人自然无法知道其才能德行如何了 。德宗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君臣之间的这段对话 , 涉及到苏轼说的任人与任法的问题 , 崔祐甫的做法是任人而不任法 , 凭着皇帝的信任 , 本着一颗公心 , 在自己认识的人中大胆提拔任用 。
司马光并不认同崔祐甫的做法 , 仅凭一人之力 , 熟识的人总是有限的 , 即使完全出于公心 , 也不可能没有遗漏 。他提出的办法是 , “举之以众 , 取之以公 。众曰贤矣 , 己虽不知其详 , 姑用之 , 待其无功 , 然后退之 , 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 , 非其人则罚之 。进退赏罚 , 皆众人所共然也 , 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 。这是司马光有关选官用人问题论述中最切近制度设计的议论 , 也是对“苏轼之问”最接近出口的一个回答 , 这样做既不陷于人情干扰 , 又可免于越来越繁密的规则的束缚 。但是 , 这个议论毕竟还是停留在理念上 , 在制度设计中如何做到“举之以众 , 取之以公” , 这就不是生活在遥远北宋时代的司马光和苏轼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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