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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官」《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

【「选官」《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选官」《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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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资治通鉴》
通观一部《资治通鉴》可以发现 ， 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 ， 并以“臣光曰”形式的议论 ， 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总结 。这些原则是他站在治国理政高度上对用人之道的总结 ， 是对历史的总结 。
“德者 ， 才之帅也”：只能以德统才 ， 不可以才胜德
《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 ， 司马光为了论述其关于用人标准的理论 ， 在叙述三家分晋的事件之后 ， 追述了五十年前三家灭智伯之事 ， 并由此引发了一段长篇的关于才德关系的议论 。
原本是智家的势力最大 ， 为什么没多长时间就被赵家消灭了呢？司马光通过鲜明的对比 ， 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 ， 智伯之所以亡 ， 关键是“才胜德也” ， 智氏在选接班人的时候 ， 过于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 。司马光接着对才和德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定义 ， “聪察强毅之谓才 ， 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 ， 德之资也；德者 ， 才之帅也” 。聪 ， 是聪明睿智；察 ， 是精明细致；强 ， 是强大健壮；毅 ， 是果敢坚毅 。这些方面是由人的才所带来的品格 ， 或者说是才的具体表现 。而德所表现出来的 ， 是一个人的正、直、中、和 。这四个字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有着特别丰富的内涵 ， 也是司马光强调的用人标准的核心 。正对应的是邪 ， 强调的是纯正、正派、正大光明 ， 它的反面是自私、贪求、歪门邪道；直对应的是曲 ， 强调的是公道、合理、诚实不欺 ， 它的反面是虚伪、狡猾、阴谋诡计；中对应的是偏 ， 强调的是守常、折衷、不偏不倚 ， 它的反面是多变、极端、厚此薄彼；和对应的是争 ， 强调的是协调、均衡、和而不同 ， 它的反面是狭隘、排他、你死我活 。在司马光看来 ， 才和德的高下轻重 ， 昭然若揭 。在二者关系中 ， 只能以德统才 ， 不可以才胜德 。司马光接着按照才德之有无及其相胜关系 ， 分人群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 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 ， 才胜德谓之“小人” 。至于取人之术 ， 则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 ， 与其得小人 ， 不若得愚人” 。
司马光出于现实感慨而发的这一番愤激之语 ， 无疑将复杂的人性与才性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 。不过 ， 德才兼备、以德统才 ， 却一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选官用人原则的主流 。
唐文宗太和八年 ， 面对牛李党争的困局 ， 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 ， 去朝中朋党难！”在司马光看来 ， 这是唐文宗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 ， “朝廷有朋党 ， 则人主当自咎 ， 而不当以咎群臣也” 。他批评唐文宗总想在臣僚之间搞平衡 ， 发生争端的时候 ， 不问对错 ， 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明明知道对错 ， 也不敢表明态度 ， 支持正直公忠之士 。
“先器识而后才艺”：推崇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
在政治生活中 ， 一个人的德还体现在器识上 。一个具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 ， 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器识宏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别强调器识 。在记唐代儒将裴行俭去世时 ， 司马光又追述其担任吏部侍郎时“有知人之鉴” ， 通过裴行俭对包括“初唐四杰”在内的几位年轻士子发展前途的判断并得到应验的事例 ， 突出表达了“士之致远者 ， 当先器识而后才艺”的观点 。尽管裴行俭的所谓“知人之鉴”难免主观武断之嫌 ， 甚至对“四杰”的这一段负面评价是否出自裴行俭也受到质疑 ， 但司马光对裴行俭的称颂 ， 以及对“先器识而后才艺”用人原则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 。
司马光看重器识 ， 还体现在他对唐玄宗朝被人们称为“伴食宰相”的卢怀慎的态度上 。因为自己的同僚是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 ， 气场强大 ， 才能突出 ， 所以遇到事情 ， 卢怀慎都推给姚崇去拿主意 ， 只是每天和姚崇一起吃工作餐 。司马光记此事为：“怀慎与崇同为相 ， 自以才不及崇 ， 每事推之 ， 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接着就为卢怀慎辩解 ， “崇 ， 唐之贤相 ， 怀慎与之同心戮力 ， 以济明皇太平之政 ， 夫何罪哉！”司马光并不认为卢怀慎是吃饭不干事的宰相 ， 而是有气度有容量的贤臣 ， 是符合其“正直中和”标准的有德之人 。他因此提出了同僚关系中的两种不良倾向 ， “夫不肖用事 ， 为其僚者 ， 爱身保禄而从之 ， 不顾国家之安危 ， 是诚罪人也 。贤智用事 ， 为其僚者 ， 愚惑以乱其治 ， 专固以分其权 ， 媢嫉以毁其功 ， 愎戾以窃其名 ， 是亦罪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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