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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研究」高洪：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三 )


另一方面 ， 随着日本疫情日益严重 ， 中国也开始向日本回赠支援 ， 从检测试剂到救灾防护物资 ， 开始源源不断地送达日本 。 笔者认为 ， 疫情灾难客观上起到了为健康的中日关系赋能的正面效果 ， 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理解 。 疫情没有国界 ， 如果中国的疫情完全失控乃至医疗卫生体系彻底崩溃 ， 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将面临严重威胁 。 客观现实告诉中日两国乃至世界 ， 在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动荡与生态环境灾难面前 ， 人类必须形成一个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 在这个“大局观”下 ， 国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历史文化观念差异及现实利益矛盾冲突 ， 都需要通过积极的对话沟通 ， 在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逐步理顺结构、化解矛盾 。
第二 ， 体现出东方文明中“和合共生思想”的重要价值 。 中日两国作为毗邻而居的大国 ， 对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间的差异也需要互相理解、包容 ， 进而展现一个多彩的多元的东方文化世界 。 双方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 共同构筑一个既有古代儒家理想中的积极成分 ， 更具人类共存共生、和合世界崭新理念的“天下大同” 。 相形之下 ， 美国等西方国家片面强调“民主、平等、自由” ， 在灾难降临之际立即暴露出了本国利益至上、置人类社会道义于不顾的种族主义的伪善 。
第三 ， 验证了中日两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正确抉择 。 从大历史的视角观察 ， 不同文明总是在相互浸润的过程中成长 。 不过 ， 这一点在短时期的横断面是不容易观察清楚的 。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派出工业考察团到日本学习“全面质量管理”经验时 ， 一位日本企业家颇为自负地讲“日本与中国不存在经济交流 ， 而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直流” 。 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历史上中华文明哺育日本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 ， 显得狭隘且短视 。 而这次中日共同抗“疫” ， 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日本支援中国、中国支援日本的往来交流 ， 成为“休戚与共”的典型案例 ，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社会消解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 。
第四 ， 有效地促进了中日两国民意改善 。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两国民意却不尽如人意 。 而且 ， 民间的对立、厌恶情绪并未因接触交往的增加而得到实质性改善 。 究其原因 ， 除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有别外 ， 大众囿于自身文化价值判断看不惯对方 ， 甚至放大对方缺点等 ， 也是文化冲突动摇外交基础的底层逻辑潜因 。 疫情大难降临 ， 作为人性的一面压倒了民族文化中的个性 ， 换位思考的同理心、同情心占据两国舆论主流 。 很多有厌恶对方情绪的人突然意识到对方国家与民众的善意 ， 观察到对方的“人情味”,进而感受到对方民族、国家的“可亲可爱” ，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过去的误解与偏见 ， 有助于提升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水平 。
三、疫情给中日关系留下新的思考空间
疫情终将过去 ， 春天必定到来 。 首先 ， 正确认识病毒疫情产生的原因、寻找正确的抗击疫情方法是紧迫课题 。 日本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 历来重视国家治理中的危机应对问题 ，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危机管理部门和医疗卫生部门根据大数据统计结果逐步得出结论 ， 并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专题片向公众展开防疫专题的警示教育 ， 其中认为当今世界以病毒为主因的恶性传染病已经超过地质类自然灾害和传统战争 ， 成为整个国际社会中致死率最高的首要威胁 。
而且 ， 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口快速增长及人口流动量激增、非传统恐怖主义威胁等因素得不到有效遏制等问题愈发严重 ， 地球上冻土带解冻后 ， 已经被大自然封存三万年的多种人类没有免疫力的病毒大量复活 ， 经过蚊虫、飞禽再借助中间宿主感染人类 ， 并在人传人过程中生成更多种类、更具危险性的新型病毒 。 病毒几乎无处不在且难以被察觉 ， 不断衍生出数量巨大的变种 ， 使问题正变得愈发严重 ， 很可能在一个较近的时期内暴发全球范围的新型病毒疫情危机 。 “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超级感染威胁时代’即将到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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