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疫情映射下的制造业体系跃迁( 二 )


第二 , 全球经济的通缩主题压抑传统制造业的价值创造 。 目前 , 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长都在放缓 , 并且部分出现衰退迹象 。 美国2019年的GDP增速为2.3%;日本2019年四季度GDP创下逾五年来最大萎缩 , 全年增速0.8%;德国去年GDP增速仅为0.6% , 不到2018年的一半 , 其中四季度增速为零;中国和印度去年的GDP增速分别为6.1%和4.9% , 处于近十年来的低位水平 。 需求端减速联动供给端减速 , 进而导致整个经济增长乏力 , 通胀反而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宏观经济目标 。 美国和德国2019年的通胀率分别为1.8%和1.4% , 处于近三年来的低点;日本去年的通胀率为0.5% , 持续疲软;中国和印度去年的通胀率分别为2.9%和3.7% 。 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使得生产者的议价能力下降而消费者的话语权上升 , 资本市场赋予生产相关因素的估值不高 , 而从市场需求反向赋值于科技变成新范式 , 全球供应链在相关资本市场的市值表达有限 , 即便是高科技企业带动的供应链生产企业 , 利润率的更大份额以及相应的市值也归属核心科技企业而非生产企业 , 所以 , 供应链直接与资本市场的重叠面积并不大 。
第三 , 资本市场的表现与经济增长特别是制造业并不直接相关 , 即便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时间上也不同步 。 金融与经济本有时滞 , 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更是如此 , 并且因经济体产业结构、经济体量不同而时滞有长有短 , 根据资本市场的阶段性涨跌直观推定经济表现的优劣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 。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 中国资本市场表现出一定的抗跌性 , 这既不必然代表中国股市是不受全球资本市场传染而被拖累下跌的“安全港” , 也不必然昭示中国经济将在疫情后实现快速V型增长 , 更不能解释为世界经济必然永远高度依赖“中国制造” 。 同理 , 即便全球资本市场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降反涨 , 也不代表“中国制造”就无足轻重 , 股市的实际走势已经证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经济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 。
第四 , 具体到美欧资本市场 , 其表现与制造业的整体关联性不断趋弱 。 美欧资本市场的结构体现后工业化时代特征 , 即指数占比大的是科技类高质量和成长型股票 , 而非制造业、工业等周期型股票 。 美国股市作为标杆 , 除市值和指数的具体表现之外 , 其结构所反映的科技驱动经济的特点更为明显 , 高科技巨无霸(Big tech)上市公司成为股指成分股的主体 , 充分说明数字经济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科技创新而非制造业能力 , 科技企业不仅作为个体和板块独立存在 , 如纳斯达克的FAANG(脸书、苹果、亚马逊、网飞、谷歌 , 若加上微软则多一个M) , 而且无所不在地赋能和使能其他产业和企业 , 使得科技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构成反映这一趋势 , 明晟美国指数的构成变化更是体现数字经济的质变 。 所以 , 洞悉美欧资本市场的科技导向能更客观地认识其与供应链之间的相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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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 国民经济中产业占比变化与资本市场结构相互映射 , 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基础作用犹在 , 但占比已大幅低于服务业 。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 , 美欧日经济中第二产业占比很低 , 服务业占比很高 , 中国和印度也遵循这一规律 。 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要素平台 , 自然反映这一宏观经济的趋势性特征 。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集中在制造业、餐饮、零售、旅游和航空等领域 , 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力分布上制造业是主要承压领域 , 对供应链的破坏性作用又集中在制造环节和物流环节 。 作为经济的基石 , 制造业具有相当的战略重要性 , 但价值最终体现不是最大 。 当前 , 传统制造环节的价格占比正在下降 , 而无形的技术和专利等的价值占比日益上升 , 汽车等主要制造业门类更是如此 。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占比有限 , 所以美欧股指狂泻并不是供应链断裂的资本市场反应 , 而是疫情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不确定性、经济周期后期的衰退预期甚至不精准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大幅下挫的油价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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