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美军观察组延安报告中的日本工农学校( 三 )
可以看出 ， 埃默森非常希望美国对日军的心理战能取得八路军敌军工作同等效应 ， 可是如何绕过与美国政府意识形态对立的中共政治工作的模式 ， 利用日本工农学校的样板 ， 来达到战场上与之近似的实际目标 ， 一直都是埃默森所撰写的延安报告思考的关键问题 。 两个月之后 ， 埃默森离开延安 ， 回到华盛顿 ， 他说服国务院应用美军观察组在日本工农学校所获得的心理战经验 ， 在德克萨斯州的亨次维尔战俘营设立了一个类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军战俘培训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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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吉幸治的调查报告 。 有吉幸治和其他几位美军观察组的日本通一样 ， 在来延安之前 ， 就曾经在不同的亚洲地区从事心理战工作 。 和埃默森一样 ， 他也于1944年10月到达延安 。 作为战时新闻处在中国地区的四位日裔美国官员之一 ， 有吉幸治更易于和日本学员、教师打成一片 ， 使他们相对免于拘谨；同时 ， 他在离开美国之前已经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爱好者 ， 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有一定的亲和感 。 他调研日本工农学校的过程 ， 也是一个理解、学习他们课程的过程 。 作为美军观察组的成员 ， 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年级的课程 ， 根据需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 。 由于这多种因素的结合 ， 有吉幸治写出了大量对日本工农学校的调查报告 。 虽然他写的报告内容与埃默森写的报告有一定的交叉之处 ， 但往往比其他人的报告更深入、更具体、更透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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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道夫·苏赫斯多夫的报告 。 苏赫斯多夫的出现是在埃默森离开延安之后 。 他的报告一般成文于1945年上半年 ， 内容总体来讲比较实际 。 其中一部分是请工农学校的原日军战俘帮助美军改写他们起草的对日宣传的资料 ， 虽然这部分报告在他来延安之前也出现过 ， 但是在他的报告中更为常见 ， 范围更加广泛 。 原日军战俘给美国政府的建议不仅仅局限于亚洲 ， 也包括美国本土 ， 如《延安对檀香山传单的批评意见》 。 同时 ， 由于学员们不断修改订正 ， 美军的心理战技术似乎有所提高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后期的报告受到批评的强度减弱了 ， 而且逐渐得到了一些表扬 。 在这一阶段 ，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已经参与美国政府的心理战了 ，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集体成为了美军这方面的顾问 。 其他一些报告是进行数字统计 ， 如《八路军俘获日军俘虏统计解释性说明》等 。 另外 ， 由于战争接近尾声 ， 除对日军的反战工作之外 ， 如何处理中国的大批伪军等后期问题也列入了苏赫斯多夫的议事日程 ， 如《八路军对伪军的宣传》等有关战后问题的报告 。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成功原因的分析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之所以会引起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如此高度的重视 ， 主要还是由于该校在对日军的心理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这种成效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
1.中共的言行成功消除了日本士兵对当俘虏的恐惧 。 从表面上看 ， 日本士兵宁死不做俘虏是出于对天皇的忠诚 。 的确 ， 日军也竭尽全力培养士兵们这种近似宗教狂热的精神 ， 但大多数战俘表示 ， 他们“并没有把这类精神训练当回事” ， “为天皇而死的爱国主义冲动很少导致自杀 。 谁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战友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自杀的” 。 因此 ， 最强的动力与其说是精神信仰 ， 还不如说是对当俘虏后的生存条件根深蒂固的恐惧 。 “这种恐惧的主要原因是：想象自己将被杀、被折磨、被奴役 ， 认为自己因俘虏身份带来的耻辱 ， 将永远无法回日本与家人团聚 ， 以及被军事法庭审判的可能 。 ”而产生这种恐惧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由于日军对待敌军战俘极为残忍 ， 怕对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当战俘也会被折磨致死；二是日本政府把战俘看作已死的人 ， 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叛徒 ， 不仅战俘本人会受惩罚 ， 而且还要牵连到国内的家人 。 换句话说 ， 日本士兵想象中的战俘生活是生不如死 。 但是这种恐惧并没有完全毁灭战俘们求生的本能 ， 也并没有打消他们想回到自己故乡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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