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人数70例→16万例,美国到底经历了什么?( 二 )


这使得医院、私人诊所和公司更难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检测 。 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2月起就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新冠病毒检测试验 , 但直到食品药品监管局放宽规定后 , 斯坦福大学3月初才真正开始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
法国生物技术公司bioMérieux的检测系统BioFire在全美1700家医院应用 , 可以检测流感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 能够在约45分钟内提供检测结果 。 然而 , 该公司在2月中旬与食品药品监管局讨论后 , 直至3月24日才获得了测试的紧急批准 。
韩国的监管机构则适时放宽了检测规定 。 据路透社18日报道 , 韩国政府在1月下旬就召集了20家医疗制造商的高管开会 , 要求他们协助开发新冠病毒检测方法 。 在这一会面的一周后 , 韩国就批准了首个检测方法;2月底时 , 韩国每天就已能够检测数千人7周后;会面的7周后 , 韩国已对29万人进行了检测 。
《纽约时报》28日的发布的新冠病毒检测时间轴报道显示 , 直到2月29日 ,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才放宽了对实验室的规定 , 允许他们在申请批准之前就开始进行测试 。
然而 , 这已大大延缓了新冠病毒检测与疫情防控的进程 。 2月底 ,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地区已经出现了第一例无明确病毒接触史和疫情地区旅行史的确诊病例 。 这已经离在该地区发现美国首例确诊病例过去了一个多月 。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2日的报道 , 研究者在对华盛顿州两个感染者携带的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和对比后认为 , 新冠病毒当时已经可能在当地传播了数周 。 这两名感染者来自同一个县 , 其中一人为美国的首例确诊患者 , 另一人则没有已知的病毒接触史 。
《纽约时报》认为 , 如果没有更全面了解谁被感染的信息 , 公共卫生工作者就无法找到所有密切接触者 , 无法对对他们进行隔离 , 以阻止病毒进一步的传播 。
政府危机意识薄弱
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Frieden)表示 , 美国直到“为时已晚”才进行严格的筛查 , 这暴露出整个政府的失败 。
对于政府批评的声音不在少数 。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家詹妮弗·努佐(Jennifer Nuzzo)称 , 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潜在影响的认知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限性” 。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前局长玛格丽特·汉伯格(Margaret Hamburg)认为 , 这一失误导致美国的病例“呈指数式增长” 。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外救灾办公室前主任杰里米·柯宁戴克(Jeremy Konyndyk)更是对《卫报》表示 , 美国的应对不力是“(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和基本领导力在现代最大的失败之一” 。
这不得不让人追问:美国政府为何对这场公共卫生灾难的演变视而不见?
报道称 , 政府官员之间缺乏信任是一重因素 。 美国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M. Azar)负责监督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管局这两个机构 , 并协调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门应对流行疾病 。 但整个2月 , 阿扎认为疾控中心提供给他的检测数据不准确 , 他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关系持续紧张 。 当公众对检测问题的批评加剧时 , 阿扎也无法推动美国疾控中心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加快应对速度或改变工作方向 。
《卫报》还指出 , 特朗普执政期间 , “反科学情绪在席卷联邦政府部门” 。 一位前任高级官员表示 ,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屈从于政治压力 , “正在作出完全反科学的决定” 。
而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失误另一重因素 。
《纽约时报》认为 , 疫情开始时 , 特朗普还因为弹劾而分心 , 对威胁公众安全和国家经济的疫情“不屑一顾”(dismissive) 。 直到2月底 , 他甚至声称新冠病毒即将在美国“奇迹般地”消失 。 据《卫报》报道 , 特朗普2月10日还提出将美国疾控中心的经费削减16% 。
在疫情暴发近2个月之后 , 特朗普才让白宫牵头负责应对疫情 。 在特朗普2月26日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应对疫情之前 , 美国的疫情应对工作组缺少有权力的白宫官员强力推进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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