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欧美国家的防疫措施真的做的很烂吗?( 二 )


所以 , 评价各国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与效果 , 涉及国家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医疗资源等各方面 , 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变量来解释 。 更不能老是盯着人家一时的问题 , 为自己寻找一些心理满足 。 我们要看人家的长处 , 少看人家的短处 , 千万不能过度地自满 , 一自满就会有问题 。 我们身处大变革时代 , 只有多了解一些事实、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 , 才能不会失之偏颇 。
马国川:欧美国家的应对办法尽管各有不同 , 但是普遍被中国网民批评手段太软 , 应该“抄作业” , 学习中国 。 您怎么评价这些舆论?
张伦:大疫来袭 , 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 , 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 。 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 , 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 , 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 。 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 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不能说这些因素与效率相互之间完全不匹配 , 但是它们有的时候确是有矛盾和冲突的 。 最后要有个制度价值目标的选择 。 到底要什么?因此带来的一些制度条件也完全不一样 。 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 , 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制度有其“软”的一面 , 其实也有“硬”的时候 。 一旦按照法律程序进入“紧急状态” , 政府获得相应权力后 , 不见得就比威权的效率差 。 国家应该追求长治久安 , 效率是需要 , 但局限于一时的效率、一时的经济发展 , 都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表现 。 长远的效率与短期的效率 , 自由与秩序之间应尽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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