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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问题』刘世锦：不能一遇到问题就想刺激政策( 三 )


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 ， 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 。
这种结构性潜能 ， 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 ， 通俗地说 ， 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 ， 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 。 在中国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期内 ， 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 ， 而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 。 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 ， 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 。 转入中速增长期后 ， 需要有新的结构性潜能替代 ，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
发达经济体增长对宏观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赖 ， 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已经很少了 ， 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 ， 如房子破了 ， 需要翻修；汽车老了 ， 换个新的 ， 等等 ， 靠边际更新维持经济增长 。 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速相对高一些 ， 一是有创新 ， 大部分创新首先出现的美国；二是过去一些年有移民 ， 带来了更多的需求和低成本供给 。 如果中国某个时候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维持增长 ， 应该是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期了 。
所以 ， 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 ， 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 ， 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 ， 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 。 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 ， 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的地步 。 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 ， 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 ， 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 ， 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 。 平时都在讲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 ， 但一遇到问题还是盯住刺激政策 ， 多少有点令人费解 。
04 五到十年 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建设
凤凰网财经：那么中国的这个结构性潜能应该从哪里释放？
刘世锦：进入中速增长期后 ，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将发生很大变化 。 从空间角度看 ， 今后五到十年 ， 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 。
所谓都市圈 ， 在空间形态上 ， 简单地说 ， 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 ， 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当然 ， 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 ， 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 ， 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
比如 ， 在北京周边50-70公里的范围内 ， 在环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到天津、北京到保定 ， 雄安新区等——节点性城市之间 ， 建起几十甚至上百个小镇 ， 彼此之间用轨道交通连接 ， 然后形成一个城市网络 ，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 硬的软的全都上去 ， 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 。 形态上来讲 ， 是小分散大集中 。 一方面把原来核心城市里太拥堵的、很多功能都不够集中的 ， 可以分解出去；另一方面 ， 在都市圈范围内 ， 特别是这些小镇可以吸收大量人口 。 中国将来形成三五千万人的大都市圈、或者大都市圈构成的城市带 ， 是完全可能的 。
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 ， 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 。 但近几年的城市化进程 ， 一方面 ， 集聚效应加强、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 ， 则是已有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内部结构性矛盾加剧 ， 甚至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
房价飙升 ， 带高城市运营成本 ， 各类产业竞争力相应受损 。 高房价吸收了大量社会购买力 ， 脱实向虚的资源流向长期难以扭转 。 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由于成本压力不得不从城市核心区退出 ， 又面临着既要降低成本 ， 又不能远离供应链网络的两难选择 。
城市的老龄化加快 ， 很多老年人想到郊区找一个面积大一点、成本低一点、环境好一点的生活居所 ， 但难以如愿 。 与此同时 ， 大量年轻人在城市核心区买不起房 ， 不得不到边远地区租房买房 ， 每天上下班承受很大通勤压力 。
而且随着城市核心区人口密度增加 ， 除了高房价外 ， 拥堵、污染、生活环境品质下降等城市负外部性增加 ， 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感受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对应 。 面对严重雾霾 ， 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吃饱了、穿暖了 ， 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 为什么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反而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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