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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后的幽灵( 三 )

康复后的幽灵
医生张晋与患者沟通病情 。 受访者供图
“你想TA在隔离点或在家 ， 一个人在房间 ， 捧个手机 ， 也没有什么娱乐 ， 眼巴巴等着你回一下 ， 而且现在有小毛病也没法去附近医院看 ， 医院都在治新冠 。 ”康复群给了出院病人一种归属感 ， 张晋说 ， 那是像定心丸或者后盾一样的东西 。 出院患者互相打气和安慰 ， 说的话特别管用 。3月5日 ， 首个新冠肺炎康复门诊在湖北省中医院开诊 ， 主要对出院并隔离后的患者进行恢复期的复查和心理评估 。 湖北省中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肖明中告诉采访人员 ， 他接待了很多焦虑的康复者 ，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 ， 有些人来 ， 戴着帽子 ， 穿着袄子 ， 围着围巾 ， “捂得严实” 。除了在指标上给出专业的判断 ， 肖明中也会告诉他们：你已经是个健康人或正常人了 ， 只不过有时候有一些小的问题 ， 还没有完全跟你以前一样 ， 但是这不影响什么 。负罪感张晋的手机像树洞一样 ， 从早到晚接收着出院病人的情绪 。 问的最多的 ， 除了是否完全康复 ， 有没有后遗症 ， 就是 ， 什么时候能够正常接触到家人？“很多人感觉自己像个定时炸弹 。 ”最初 ， 丁宇辉在家面对两个孩子 ， 一般仰着脸 ， 戴着口罩 。 1岁半的老二伸手要拿口罩 ， 丁宇辉只好一直往后躲 。“小孩上完厕所 ， 我就看他的便便 ， 稀的 ， 中了新冠肺炎了？喝水呛了咳嗽两声 ， 我也觉得完了 ， 你又被我感染了 ， 怎么办呢 。 ”即使在家 ， 田静的口罩也没有摘下来过 ， 不戴反而觉得空空的 。 回家第一件事 ， 是把衣服丢在门外垃圾袋 ， 然后冲到卫生间洗澡 ， 爱人没来得及和她说上几句话 。洗完澡 ， 她把浸湿的口罩换了 ， 换下来的衣服拿开水和84一起泡 ， 随后马上钻进自己房间 。不得不和家人住在一起让她痛苦 。 晚饭时 ， 爱人原打算庆祝一番 ， 田静出来端上碗就走 ， “你们离我远一点 。 ”田静说 ， 爱人神经大条 ， “哎你别搞那么紧张！”他劝 ， 田静不听 。仿佛在病房一样 ， 房间里外 ， 田静分出属于家的污染区和清洁区 ， 并嘱咐家人也戴口罩做好防护 。上厕所是唯一出房门的时刻 ， 这让田静感到头疼 。 出来必须经过客厅 ， 她会等到家人离开 ， 不对着任何人说话；有时水喝多了 ， 家人还在 ， 她就憋着不出来 。 上完厕所 ， 消毒也是必须的 ， 看着马桶里泡沫螺旋往下冲 ， 田静觉得安心 。日常吃饭变成一场精细的作战 。 家人将盛有饭菜的一次性的碗筷放在房门口 ， 微信传达 ， “饭放在那里了 。 ”门开一条缝 ， 田静伸出一只手 ， 用酒精喷一圈 ， 再拿进来吃 。透过这条门缝 ， 她能看到客厅的样子 。 过去 ， 一家三口会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 ， 其乐融融 ， “肯定会想到以前的生活 ， 人谁都渴望自由 ， 你说是不是？”感到憋屈 ， 丁宇辉给病毒研究所、主治医生、疾控中心挨个打电话 ， “你们能不能帮我再检测下？”“要不给我小孩检测下吧？”“我觉得很辛苦” ， 他谈到那种自责的感受 。主治医生安慰他 ， “你现在需要一个心理医生 ， 也有很多病人要我重新给他们检测 ，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 治愈的病人很多有负罪感 ， 这种心理对你们来说是正常的 。 ”周鹏在重症时 ， 执意在身旁护理他的父母也被感染了 。 好在他们都是轻症 ， 最终治愈出院 。等到父母病情稳定 ， 周鹏终于提起 ， “儿子对不起你 ， 让你受苦了！只有等你们康复回来了 ， 儿子好好照顾你 。 ”75岁的母亲听了没说什么 ， 只说一句：“知不知道你有多危险 ， 我们都以为你回不来了” ， 眼泪瞬间往下掉 。周鹏才知道 ， 在病情最严重时 ， 自己的血氧一度到了82% ， 再往下低就要切气管了 。从ICU出来没几天 ， 周鹏听说有护士感染了 ， “虽然不一定跟自己有关 ， 但总会觉得有愧疚” 。他说 ， 等疫情完全结束 ， 一定要回一趟医院 。 穿着防护服的护士们看不到脸 ， 不知道名字 ，“真的要去谢谢他们” 。长久的创伤记忆2月中旬开始 ， 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热线中 ， 康复者的求助来电逐渐增多 。杜洺君告诉采访人员 ， 很多人把感受封存起来 ， 还没有要进行梳理 ， 但是在他们内心 ， 感受都是翻腾和裹挟的 ， 有一点点外界的触动 ， 马上会被提取出来 。64岁的武汉康复者沈芳青来不及想太多 ， 她的丈夫在ICU已经超过50天 ， 仍在尝试脱呼吸机 。 医生说 ， 病毒、大白肺、持续高烧 ， 引起脑梗 ， 若能活下来已是奇迹 ， 后期的恢复是漫长的 。在隔离点 ， 沈芳青每天心揪着痛 ， 吃饭有一顿没一顿 ， 她看小说分散些注意力 ， 疲倦了睡觉 ， 醒来就在与先生的微信私聊中自说自话 ， 把焦虑、担心用语音存进去 ， 希望他醒来后能听到 。这是他们结婚42年中最久的一次分离 。 沈芳青常常责怪自己 ， 为什么没有早早发现先生的不适 。隔壁房间三个康复病友的老伴都离世了 ， 沈芳青看她们回忆当初的场景 ， 眼泪都流干了 。 那是武汉最艰难的时期 ， 十多天没地方查病 ， “最后好不容易坐在大厅里 ， 在椅子上一边输液 ， 针还在手上 ， 人就去世了” 。康复者 ， 这个名字意味着他们也是灾难的幸存者 。 让不少心理专家更为关注的是 ， 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 ， 康复者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汶川地震以后PTSD的发病率比正常人群高了10%左右 。 SARS时 ， 我们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是13%左右 。 玉树（地震）也一样 ， 一直到过后三年 ， PTSD的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 ， 温州康宁医院集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浙江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心理医生唐伟告诉采访人员 ， 他曾参与过汶川地震、温州“723”动车事故、丽水里东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心理援助 。唐伟介绍 ， 现在一些患者和医护人员存在急性应激障碍 ， 而“PTSD”会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开始出现 ， 有几个症状——闪回 ， 清醒时 ， 脑子里会想起以前痛苦的画面；躲避 ， 不敢到相似的环境和场景；警觉性增高 ， 比如睡不着 ， 听到稍微一点小动作 ， 心惊肉跳；再严重者甚至会自残、自杀 。熬过病危的30岁康复者邵胜强记得重症病房里的安静 。 一天 ， 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窗 ， 他看到几个医护人员拖走一张床 ， 床上是包得很严实的白布 ， 医护人员正对着白布消毒 。他感到害怕 ， 和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 ， “有多少人都在经历着这样的磨难？”病房里 ， 大家都见证着 ， 没有人说话 。身边人逝去 ， 病友间会以故作轻松的方式提起 ， “旁边房间今天又打包了一个” ， “昨天不是看着还好好的” 。回到家 ， 偶尔 ， 邵胜强会梦到病房的场景 ， 医护人员还在奔跑 ， 正在查看各个病人的生命体征 。康复后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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