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薛磊:蒙金战争时期干支纪年官印新考

官方印章是研究官制的重要资料 。 笔者在收集元代官印资料过程中 , 注意到一批蒙古国与金朝交战时期的干支纪年官印 。 景爱先生编《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 , 1991年)中集中收录了18方此类官印(参见本文表一) 。 其他学者在介绍其中部分官印时 , 也将其归类于金朝官印 。 陈春霞、刘晓东两位学者利用这18方官印 , 撰有《金代干支纪年官印研究》一文 , 认为干支纪年官印多是金代晚期地方军政机构铸造的军官印 。 不难发现 , 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上述官印为金朝官印 。 本文则从纪年、官制、行政区划沿革、蒙金战争的进程等方面论证了上述官印应为蒙古国官印 。 重新厘定此类官印的归属 , 有利于相关博物馆更正此类官印的展品介绍 。
一金朝和蒙古国纪年及蒙古国对金朝官制的沿袭
年号是中国传统皇权的重要象征 。 尊用年号亦是各级官府依附于某一政权的标志 。 汉化程度颇深的金朝统治者 , 当然应该理解年号的特殊意义 。 事实上 , 直到1234年金朝灭亡之前 , 金朝年号一直被刻在辖区各级官府的官印之上 。 据笔者统计 , 《金代官印集》收录的官印中 ,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 , 年号纪年清晰可辨的官印共有65方 。 例如 , 兴定四年(1220)二月“怀州行部”铸造的“万户之印”、正大六年(1229)七月“行宫礼部”铸造的“招抚司印”、天兴元年(1232)“行部”铸造的“知事之印”、天兴元年“恒山公府”铸造的“都统所印”以及天兴二年二月“颍州总帅”铸造的“都统所印” 。 这些官印的铸造机构既有代表中央朝廷的“行宫礼部”、“行部” , 又有地方军事统帅“恒山公府”和“颖州总帅” 。 笔者认为 , 从年号作为一种特殊政治符号的角度理解 , 蒙金战争时期的干支纪年官印不应属于金朝官印 。
蒙古国的纪年 , 经历了从十二生肖纪年到干支与十二生肖纪年并用的过渡 。 据南宋人赵珙所撰《蒙鞑备录》 , “去年春 , 珙每见其所行文字 , 犹曰:大朝 , 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 , 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 , 今曰辛巳年是也” 。 庚辰年即公元1220年 。 不过 , 蒙古国十二生肖纪年的方式并没有因干支纪年的出现而废止 。
蒙古国时期尤其是成吉思汗时期 , 蒙古国在汉地的统治基本是仰赖归降蒙古的汉地武装 , 而官制也多是照搬金朝官制 。 正如陈高华先生所言 , 当时“降蒙官员、将领所授官职 , 一般均沿用金朝制度 , 常出于本人的请求” 。 另一方面 , 归降蒙古的汉地武装头目(因世袭任职 , 常被称为汉世侯)往往自行任命官员、铸造官印 。 1220年春 , 真定路藁城县人董俊担任“右副元帅行元帅府事 , 佩金虎符仍中山知府” , “得便宜辟置官属 , 刻铸符印” 。 在蒙古国官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 , 汉世侯铸造的官印也多会沿用金朝官制 。 正因为此 , 此一时期蒙古国官印容易被误识为金朝官印 。
二部分干支纪年官印考释
下文笔者简要列举《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纪年官印的概况 , 并就其中4方官印的归属进行考释 。
表一:《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纪年官印
1 , 行元帅府经历司印
古籍▲薛磊:蒙金战争时期干支纪年官印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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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26日出土于河南省濮阳县红星街 , 印背刻“元帅府经历司印”、“保垣州帅府造” , 侧刻“壬辰年十二月” 。
壬辰年(1232) , 为金宣宗天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 。 “保垣州”之名未见于《金史·地理志》和《元史·地理志》 。 按清朝嘉庆年间杨元锡纂《长垣县志》所辑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崇真观碑” , “当圣朝开创之初 , 而乃升县为州” , “有夷山道士李志真者 , ……一日复寓保垣州 。 有节使吴帅、经历刘君久歆德业之尊 , 遂择高明之所 , 地举以东北隅 , 观揭以崇真额” 。 另有杨元锡之按语曰:“右碑在县城内崇真观 , ……碑文云开创之初 , 升县为州 , 又云复寓保垣州云云 。 是元初曾升县为保垣州矣 。 《元世·地理志》不载 , 或升州未久 , 仍改为县耶” 。 上述“崇真观碑”有力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 , 由长垣县(治今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升格的保垣州为蒙古国的行政区划;第二 , 蒙古国时期保垣州确有“行元帅府经历司”的设置 。 综上 , 笔者认为此方官印为蒙古国官印 , 而非金朝官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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