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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为什么必然失败

王贵成南方科技大学 ， 这所由深圳市从2009年开始筹办创建的大学 ， 由于有一个大力倡导教育改革的教育家朱清时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 这片教育改革试验田有了一个响当当的领军人物 ， 曾提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三大口号 。 故而被中国舆论认为承载着中国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创新人才模式的重任 。 马年春节前夕 ， 一则普通的人事任命又引起了人们对南科大教育改革的关注 。前些日子刚从深圳市公安局局长位置上卸任的李铭 ， 担任了南科大新任党委书记 。 这一任命的背景恰好是今年9月 ， 朱清时的5年校长聘期届时将满 ， 有媒体称朱清时可能不会连任校长 。 虽然新书记李铭曾有高校工作经历 ， 但有教育专家认为 ， 原政府公职人员任党委书记 ， 可能标志着南科大去行政化的失败 。 （2014年1月24日 《现代快报》）教育专家说的比较委婉 ， 南科大去行政化“可能”失败 ， 而从朱清时对采访人员的一席话（“坚信南科大这样的教育改革一定会成功 ， 但不一定是在南科大”）中 ， 已经无奈地承认了这一现实 。对南方科大遭遇的失败命运 ， 我早在2009年就有了预料 。 这种失败不单是去行政化的失败 ， 可以说 ， 更是南方科大教育改革的全面失败 ， 而且其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 ， 从南方科大创建宣称要改革的那一刻起早就注定了的 。四年多以前 ， 我就杞人忧天过 ， 朱先生能种好南方科大的这份教改“试验田”吗？我不是怀疑先生的能力和胆识 。 先生主持中国科技大学十年 ， 不扩招 ， 不大兴土木 ， 在大学“大跃进”的虐潮中没有盲目跟风 ， 而是耐得住寂寞 ， 秉承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原则 ， 才使得大学精神在现代中国没有丧失殆尽 ， 给绝望中的人们以微弱的希望 。 这是朱先生过去的辉煌 ， 尽管如此 ， 先生若想种好这份大学的“试验田” ， 其艰险程度不啻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不要说那难度极大的去行政化了 ， 就是简单的一个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 ， 也早就遭到了失败的命运 。 2010年12月15日 ， 筹备三年的南方科技大学的官网刊登出校长朱清时“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的家长的一封信” ， 信中阐明 ， 决定在不经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自主招生 ， 自授学位和文凭 ， 可惜 ， 南科大与朱清时决心摆脱现有高考模式、尝试第二条道路的努力很快夭折 。 首先是少数教职工与南科大管理层出现理念之争 ， 紧接着出现了南科大学生退学事件 ， 学生被要求参加统一高考……在教育部统管中国一切教育和教育一切的特色国情下 ， 南科大最终只能无奈地妥协 ， 还是要用高考录取分数、“千人计划”学者数等体制内指标 ， 来作为学校招生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 。再说朱先生“去行政化”的理想 ， “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 ， 这是先生当选校长之后说的第一句话 。 现在的大学根本不像一个大学 ， 而是一个官场的复制品 ， 里面衙门林立 ， 等级森严 ， 权力的大小成了衡量教授们价值与尊严的标尺 ， 所以才出现了几十个教授争当一个处长的壮观景象 。 对此 ， 朱先生是深有体会的 ，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 “中国高校最大的受制因素是行政化趋势 ， 或者是上级的行政干预 ， 学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趋势 ， 以至于学校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不能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 ， 而是以行政化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办 。 ”以前的中科大是官办的大学 ， 朱先生“有心杀贼 ， 无力回天”；后来的南方科技大学选择了朱先生 ， 先生自然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 “去官化、去行政化”就成了先生革除弊政的第一大手笔 。 其设想是 ， 南方科技大学本身没有任何行政级别 ， 将凭自己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 ， 而不是靠行政级别赢得社会的尊重 。 自然 ， 其中的行政人员也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 ， 行政人员在南方科技大学将还原他们本来的定位 ， 就是为学校 ， 为教授服务 。朱先生改革的勇气令人钦佩 ， 其设想也近乎完美 ， 但实行起来 ， 难度将挺大 。 即使朱先生他这个校长不在乎那个行政级别 ， 但他手下的那些行政人员也能对这个行政级别无动于衷吗？毕竟南方科技大学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 其它大学都还是官老爷一手遮天的时代 ， 惟独南方科大的行政人员成了“服务员” ， 他们的心理能平衡吗？在这种情形下 ， 南方科大能否招到优质“服务员” ， 即便招到了 ， 能不能全心全意为教授服务 ， 就成了我这个局外人所担心的事情 。 可能有人会说 ， 不就是个“服务员”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敢小瞧这些“服务员” ， 他们同样是一所大学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 服务的好坏 ， 是会关系到南方科大这份试验田的收成的 。还有一个是让人最担心的 ， 南方科大虽然是一份全新的试验田 ， 但它终归是在深圳市的支持下办起来的 ， 同样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办学 ， 办学经费更是由深圳市全额拨付 。 虽然现在的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 ， 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章程将交深圳市人大审议 ， 通过以后 ， 就成了深圳特区的法律 ， 以后南方科大就能依法办学 ， 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直接和学校打交道造成的那种行政干预 。 这种做法从理论上看无疑是非常完美的 ， 但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里 ， 官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 政府朝令夕改的事情太多了 ， 不要说深圳特区的法律了 ，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又能怎么样呢？教育投入在好多年前就应该达到4% ， 这可是写入教育法的 ， 但却总是实现不了（据说2012年在温总理的努力之下终于实现了） 。 老百姓除了义愤填膺地发点牢骚骂骂娘外 ， 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本届深圳市委市政府能依法办南方科大 ， 谁能保证以后的市委市政府也能依法办下去呢？如果官员们当真来点行政干预的话 ， 朱先生就得赤膊上阵拼死抵抗了 ， 这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朱先生的后继者们也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去官化、去行政化”这一理想实行下去呢？另外就是教育部包括地方教育当局 ， 他们可是各级教育的指挥部啊！当年一个本科教学评估 ， 逼得中国多少大学摧眉折腰事权贵 ， 弄虚作假迎评估 。 如今你南方科大竟然敢不听指挥 ， 虽然明着不能批评你 ， 但只要给你几双小鞋穿 ， 肯定够你受的 。我这样说并不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 而是看惯了太多的前车之辙 。 只要“官本位”者们一朝大权在握 ， 一些仁人志士想为国家做点事就是非常难的 。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前几年成立的北京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 。 该研究所的顾问中有10位是诺贝尔奖得主 。 研究所成立时 ， 中国科技部和北京市委委托顾问们在国际上招聘所长 ， 最后找到了王晓东 ， 一位出色的生物学家 ， 2004年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 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从中国大学毕业的美国院士 。 可是 ， 研究所成立将近一年 ， 王晓东的工作仍很难展开 ， 连基本的法人资格也没有给他 。 他要找得力的行政副所长 ， 可是国内有关部门的人自己想做 ， 以致到现在也没有任命副所长 。 原先答应给的人权、财权和长期支持都没有到位 。 （《文汇报》2004年5 月6 日）以王晓东这样一个被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看好的生物学家 ， 想在生命科学研究所内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做点事 ， 一旦遇到了“官本位”者的虚与委蛇 ， 除了仰天长叹就只能浪费大好时光了 。至于朱先生的另一个理想——教授治校 ， 我以为也是很难施行的 。 尽管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学章程里规定“领导干部中间应该至少有一半是由教授们直选产生 ， 由教授来担任” ， 这样就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 让教授们能直接参与学校管理 。 这一设计没问题 ， 我所担心的是 ， 就算让教授来治校了 ， 教授能当得起此重任吗？要知道 ， 现在的教授在官本位的大学染缸里浸染久了 ， 加上人情风和腐败风的熏陶 ， 早已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 成了人精和老油子 ， 世故得很 ， 故而才被人们称为“叫兽” 。 如今要让他们秉承原则和责任 ， 来治理学校 ， 能治理成什么样子 ， 不能不让人怀疑啊！须知 ， 现在大学里的各路达官显宦 ， 不少是由教授摇身一变过来的 ， 但他们一阔脸就变 ， 官模官样装得有滋有味 ， 学校治理得却是江河日下 ， 委实让人不敢恭维 。 南方科技大学治校的教授们一旦有了权力 ， 会不会当成中国特色的官权来行使呢？其实 ， 中国大学的“官化、行政化”趋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形成的 ， 民国时代的大学很少有这种丑陋的东西 ， 相反 ， 那个时候“教授治校”才是光荣的传统 ， 老北大、老清华 ，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是凭借这一大学精神 ， 才取得今天大学无法望其项背的辉煌成绩 。 可惜 ， 这一大学精神在解放以后被活生生地斩断了 。 如今 ， 要找回这逝去的精神 ， 还得朱清时老先生煞费苦心地去种南方科大这块“试验田” ， 然而 ， 世易时移 ， 在这个官本位已经深入人心 ， 一切都唯官员马首是瞻的社会中 ， 朱清时教育改革的失败更像是一种宿命 。固步自封僵化落后的旧有教育体制的惯性是如此之大 ， 以致朱清时与南科大所承载的改革厚望 ， 到目前为止还只停留在象征性的符号上 ， 而没有能够转化为触及实质的改革举措 。 虽然历经五年的艰辛 ， 最后朱清时还是壮志难酬了 ， 但不管怎么样 ， 他绝不是改革的失败者 ， 注定将成为中国教育改革进程中不可磨灭的丰碑 ， 永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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