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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入主中原，真是破坏中华文明的罪恶之首？

一切的关键恐怕就在于——蒙古时代的杭州 ， 就算没有了南宋宫廷、中央政府 ， 也毫无障碍地迎来了另一种繁荣 。 这才是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所要传达的、元代杭州充满自由与开阔的面貌 。耐人寻味的解读法国向来以其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学”著称 。 作为当代法国汉学家代表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 ， 在描写落入蒙古军手中之前的南宋首都杭州繁荣景象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导言”中 ， 有如下叙述：一二七六年 ， 杭州遭蒙古人侵占 ， 而整个中国也在其历史中首次全境失陷 。 对于汉人来说 ， 看到中原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坚持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 ， 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 。 而对于西方人来说 ， 这些游牧民族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 。 蒙古人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伟大的中华帝国 ， 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 。 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前夜 ， 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 ， 而这一历史性事件却让中国历史遭遇了巨大挫折 。 这段描述鲜明地反映出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为文明国度 ， 将蒙古等游牧民族定位为蛮族的荒唐意识 。蒙古人入主中原，真是破坏中华文明的罪恶之首？
谢和耐不过 ， 是否真如谢和耐所言 ， 蒙古入主中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蒙古视作一个逆所有文化而行 ， 只为战争而生的“蛮族”呢？并且 ， 谢和耐书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夺去了史上罕见的高度繁荣呢？谢和耐这本出版于一九五九年的著作 ， 以一座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皆以高度精致闻名的文化城市——杭州为题材 ， 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杭州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 。 此书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译版本 ， 享有极高的声誉 ， 至今也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 。 日本也由栗本一男于一九九○年以『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袭来前夜の杭州』为题翻译出版 。 方才的引文即出自栗本一男的译著 。然而 ， 只要通读该书 ， 就会留意到几个奇特之处 。 那就是他在引用谈论南宋时代杭州的繁荣的史料时 ， 除了中国文献外 ， 还使用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等人的游记 。特别是马可·波罗的叙述 ， 因为其坦率的描写总是被当作最有价值的资料来使用 。 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悦”一节中 ， 谢和耐首先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如下的一段话：“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顶级城市 。 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乐趣 ， 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处天堂 。 ”这样的引文处处可见 。 每次读到类似的文字 ， 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无法言喻的奇异之感 。 谁都知道 ， 马可·波罗来到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东方 。 他所目睹并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统治下的杭州 ， 不可能是南宋时代的杭州 。有关这一点 ， 谢和耐在序文最后做了附带说明：马可·波罗于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为止都生活在当地 ， “当时的城市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的改变” 。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 将马可·波罗的记述解读为南宋时代杭州的见闻亦无妨 。笔者对于这位名唤马可·波罗并闻名于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问：他是不是一位确实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物呢？之所以有此疑问 ， 是因为现无确证指出马可·波罗这位在威尼斯档案馆留下文件的人物 ， 是否与我们通称为《东方见闻录》的一系列游记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 。 更何况 ， 能否将所谓的《东方见闻录》视作一部书 ， 也是一个疑问 。 虽然它有一系列的抄本 ， 但这些抄本的内容与时期都各不相同 ， 要设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难 。在此 ， 姑且将之搁下不谈 ， 若以其游记《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 ， 亦可译作《百万之书》）为据 ， 他的确是在一二七六年来到东方的 。 正是杭州在蒙古军前不战而降的那一年 。只是 ， 他并非马上就来到杭州 。 有一段时间 ， 他是跟随大汗忽必烈 ， 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与冬季的首都大都（现在北京的前身）的 。 “马可·波罗逗留中国期间 ， 一直待在杭州”的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误解 。问题在于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停留在东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的这段时间 ， 杭州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这一点上 。若是单纯来想 ， 蒙古统治下的杭州必须一直和极尽繁华的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才行 。 也就是说 ， 蒙古的入侵几乎没有对杭州造成任何影响 。 如果说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荣 ， 那么要引用马可·波罗的叙述来讨论南宋时代的繁华 ， 很明显就是自我矛盾的 。 那么 ， 要引用较马可·波罗更晚的伊本·巴图塔在蒙古军进驻杭州已经半世纪以后的记述就更不合理了 。即使在蒙古到来以后 ， 杭州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繁荣 。 这是极为简单的事实 。 越是引用《马可·波罗游记》等蒙古时代的文献来描绘杭州的繁荣 ， 就越是反证了所谓“蒙古的打击”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 。其实 ， 就算不使用马可·波罗等异邦人的记录 ， 所有一切同时代的汉文典籍史料 ， 都显示杭州自南宋时代至元代始终是罕见的繁荣的大城市 。 就前文所引用的激烈语气来责难蒙古 ， 悲愤慷慨地指称他们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沉重打击 ， 其实都是无法用历史事实来加以证明的 。这样的误解其实不限于谢和耐 ， 在日本或中国以及欧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时常可见 。 倒不如说这才是一般的见解 。谢和耐只不过是直率地表明了不问东洋西洋 ， 从研究者到一般人士都往往会有的“深信不疑”的倾向 。 撇开上述不谈 ， 谢和耐的著作在生动地描写了贯穿南宋及蒙古时代的“中国近世”大型城市杭州的繁荣这一点上 ， 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著作 ，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 问题在于这个“深信不疑”是否可信 。 在历史研究中 ， 没有比这个还要麻烦的了 。而且更恼人的是 ， 结论一旦形成 ， 就颇难加以订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学说与结论 ， 总是会擅自开始流行 ， 许多人都会听从于此 。 但是 ， 那只会造成重大的结构性误解 ， 成为“定论”或“通说” ， 被人们广泛接受 。 这么一来 ，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 ， 当然就会存在“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蒙古大军进入杭州城的实际情况一二七六年初 ， 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 ， 在伯颜（Bayan）所率的蒙古军队前不战而降 。 灭亡的南宋当时的年号为德祐二年 ， 用使其灭亡的蒙古忽必烈政权的年号来说则是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的印象不同 ， 蒙古军队实际上完全没有掠夺杭州市街 。 其中少数的流血 ， 是南宋士兵造成的 。 在杭州城内外 ， 有总计达四十万人的军队驻守 ， 面对南宋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方针 ， 一部分担心日后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将士引发了暴动 。 他们对于蒙古军进驻一事既软弱又无能 ， 对南宋政府却态度强势 。 暴动的主力是下级士兵 。 军中将领和赞成尽快投降的高层官僚一样 ， 热衷于保全自身性命 。 而在“征服者”蒙古兵临城下之际 ， 想尽办法要在和平中献城的那些人 ， 与对此主张抱持不满的人之间产生了冲突 ， 也就是发生了内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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