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解药”：清代瘟疫中的医方流传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随着疫情的扩展，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各类疫病知识、疫情防控知识甚至日常保健知识在短时间内集中涌现出来，以语言、文字、图画、视频等形式，通过医疗卫生机构、社会救济和慈善机构、网络、电视台、手机、广播、宣传单等多种渠道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人们每天关注疫情动态，努力“围剿”或“躲避”病毒，阻断病毒传播是疫情应对的“表” ，那么人们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争论、批评、传播、接受、扬弃、实践等活动则构成了疫情应对的“里” 。事实上，放眼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每一次瘟疫的爆发，每一次疫情的防控，都伴随着很多瘟疫知识的产生、传播、应用、讨论，而这些知识本身的性质、产生的机制、传播的方式和应用的范围与程度则共同影响甚至决定着疫情防控的效果，也表征着人类究竟能够动用哪些资源用来抗击瘟疫，究竟能够从瘟疫流行与抗争过程中获得哪些经验和教训，以及究竟能够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瘟疫做好哪些准备。

佚名：《瘟疫简易奇方》，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清代是历史上瘟疫最为频繁的朝代之一，从社会治理和慈善救济的角度来看，当时在众多疫情期间，除了一般性的隔离、检疫、创建专门性的传染病救助机构、施医舍药等措施之外，另一种参与者多、出现频次高、颇有特色的活动，要属众多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在从事的医学知识建构和传实践——搜集、整理瘟疫医方，编撰、刊印、传播、参阅瘟疫方书（广义而言，任何对身体或疾病进行干预的行为与方式都可称为“医方” ，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个指导人们根据病症配药、制药、服药的药方）。此类活动究竟是如何开展的，起到何种作用，对我们当今认识和应对疫情又有何启示呢？一纵观清代瘟疫史，在大多数疫情期间，中央政府虽不时会采取一些防控和救疗措施，但始终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化、常规化、系统化的应对机制，正因如此，地方政府的作为也相对有限，而各地的各种社会力量扮演着中坚角色，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抵御瘟疫是历史的常态。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也显著体现在搜集、整理瘟疫医方，以及编撰、刊印和传播瘟疫方书事务上。查阅《中国医籍通考》、《中国医籍续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等医籍目录中的数百种瘟疫方书及其不同版本可知，清代中央政府极少组织编撰和刊印瘟疫方书，地方政府、官办图书出版机构、官办或官督民办或民办的医疗救助机构、各类民间慈善组织、会馆、书坊、书局、善人、官员、士大夫、医生等，是此类活动的热心倡导者、支持者和实践者，其中，士绅和医生两大群体最为活跃。不过，这些机构、组织、团体、个人在开展此类活动时，基本是相互独立的，没有统一的指导、规范和标准，当疫情出现后，他们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将相关知识整合起来并加以扩散。这种局面给社会力量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他们以较低的成本和灵活多样的方式编辑出版了各具特色的瘟疫方书，但也存在组织化水平低、协同性不够、规范性不足的弊端，致使方书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带来了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从实际出版活动来看，地方政府、官办书局、官办医疗救助机构等代表官方立场的机构出版的瘟疫方书的数量相对有限（据笔者初步统计，整个清代地方官办机构出版的瘟疫方书总数不超过20种），且基本只出版名人名著。这一点在官方出版的应对天花的痘疹类方书和应对呼吸道传染病的喉科方书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传染性极强。清代，天花肆虐，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难免受到它的侵袭，甚至在某些时候会出现谈痘色变的局面。嘉庆以前，中国防治天花的主要方法是接种人痘，而从嘉庆初年西方牛痘法传入中国以后，凭借其多方面的优势，很快得到不少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认可与推广。最早介绍接种牛痘法的方书《引痘略》（一卷，出版于1817年），在光绪年间很多地方得到官方出版机构的刊印和推广。晚清的天花防疫实践表明，《引痘略》中的疗法其实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从嘉庆时期到清末有不少新出的方书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补充完善了《引痘略》，但这些方书似乎并未得到官方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