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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弱势群体：2009年墨西哥甲流大爆发启示

原始标题：关注疫情中的弱势群体：2009年墨西哥甲流大爆发的启示 数日前 ， 一位在中国生活的意大利裔美国媒体人写了一篇文章 ， 批评在国际上出现的对中国此次疫情控制的零星质疑 ， 和因为病毒导致的一些对中国人的恐惧 。 他的理由是2009年的甲型流感 ， 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有效控制而导致全球大流行和全世界28万人死亡（中国有800多人死亡） 。 与此相比 ， 中国这次对疫情的反应和控制要更好和更负责任 。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美国媒体上 。 老实说 ， 初衷非常好 。 1月底印度的几位科学家发了一篇不负责任的论文 ， 强烈暗示这次的新冠病毒最大的可能是人为从艾滋病毒改造而来 ， 此文一出引起哗然 ， 许多病毒学家给了扎实的反驳 ， 导致这篇不负责任的论文不出几天就被撤下了网络 。 也有些声音 ， 看似是批评 ， 实则出于偏见和恐惧 。 这位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文章恰恰是要反驳这类不负责任的阴谋论和这些由恐惧或偏见产生的敌意 。 他说的很好：这次的疫情不是阴谋 ， 而是灾难；共同的敌人不是哪个国家或者哪里的人 ， 而是病毒 。 不过 ， 这篇文章翻译到国内之后 ， 引起了一些曲解 。 2009年的甲流被一些人理解为美国政府的重大过失和不负责任 。 这样的理解 ， 对理解我们今天的疫情 ， 没有任何帮助（这几天也有人以几乎相同的理由 ， 质疑为什么新加坡政府在这个弹丸之地已经有47例新冠病例的情况下 ， 依然不进行严格的管控） 。 重大传染病是全世界的共同难题 ， 需要各个国家、多门专业人才的合作 。 这种情况下的公共卫生决策既要及时恰当 ， 又要掌握和分析大量不同学科的数据和信息 。 我们首先不能忘记 ， 这次疫情给我们最重大的教训就是我们自己的健忘：非典并不算太遥远的记忆 ， 但是这次 ， 从饮食习惯到初期应对 ， 居然一再重复非典时候的错误 。 2009年的甲流 ， 从另一些角度 ， 同样能给我们和非典一样的宝贵的启示 ， 这些启示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 包括对抗疫本身和疫情之后对经济民生的次生灾害的应对 。 2月9日 ， 商务部官员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 尽管疫情防控仍然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 疫情不那么严重的地区 ， 要适当扩大多业态经营范围 ， 不能再搞“一刀切”、“一关了之” 。 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 ， 也要“优先组织生活必需品经营企业复工 ， 增加供应网点 ， 方便群众生活” 。 紧接着 ， 工信部也发出了帮助中小企业复工的意见 。 《人民日报》刊登的评论文章更是指出：“部分地方无理由擅自升级管控与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就是懒政的具体表现 ， 有形式主义抬头的倾向 。 ” 可以看出 ， 虽然疫情的拐点什么时候出现还不能完全确定 ， 但是国家和广东、浙江等地方政府已经有了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的意识 ， 且认识到这样的举措是要同时帮助被疫情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人们 。

疫情中的弱势群体：2009年墨西哥甲流大爆发启示

2009年墨西哥士兵向民众发口罩 2009年的墨西哥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和我们今天类似的公共生活的管控 。 当年3月17号在墨西哥出现首例确诊 ， 4月中旬前开始有小范围感染 ， 之后几天传到美国 。 到了4月下旬 ， 墨西哥政府迅速采取了很多对民生冲击较大的防控措施：关闭学校、餐馆、商店等等公共场所 。 4月底 ， 患病人数接近两千 ， 死亡过百（接近5% ， 大于甲流在墨西哥的最终死亡率1.86%） 。 但是到了5月5日 ，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便宣布要重新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 主要原因并不是疫情有明显的减弱 ， 而是半个多月的疫情已经导致2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人命关天 ， 按理说本不应该优先算经济账 。 但是要考虑到 ， 墨西哥2009年农村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占64% ， 管控不仅不一定能完全保障他们在疫情中求助通道的畅通 ， 且如果管控造成的停工和失业一直继续 ， 那么他们的基本生存都会开始变得成问题 。 要知道 ， 墨西哥的管制措施其实开始得非常早 ， 虽然病毒已经出了国境 ， 但是直到5月5日除了美国 ， 还没有在其他国家蔓延的趋势 。 单单从后来疫情发展的角度看 ， 墨西哥政府在5月初解除社会管控似乎有判断失误之嫌 。 到了2010年的一月 ， 墨西哥有70715人确诊甲流 ， 死亡1316人 ， 死亡率1.86% ， 当然和现在的新冠肺炎一样 ， 存在因为没有检测而没有计入统计的感染病例 。 而甲流后来全世界的大流行 ， 确实主要归咎于美国 。 美国到了4月底已经有了91例病例 ， 而且85%的病患没有去过墨西哥（说明已经有人传人） ， 并且当时已经知道这个病在墨西哥有近5%的死亡率 。 可以设想 ， 那个时候如果美国马上采取严控措施 ， 甲流也许不会造成最终的全球大流行 。 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 2009年也是我去美国读书的第一年 ， 面对当时比非典要低但是也低不了多少的死亡率和大范围传染的甲流 ， 学校照常上课 ， 街上没有人戴口罩 。 甚至比起美国媒体 ， 中国媒体报道甲流的密度都要高得多 。 甲流初期传染比这次的新冠肺炎慢 ， 但是新冠肺炎出现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 ， 更早的防疫究竟是能扼杀病毒的传播于摇篮 ， 还是只能拖慢些病毒传播的速度 ，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 。 从我们现在处在新冠疫情中的心情看 ， 墨西哥在面对甲流近5%的死亡率的时候就早到不可思议地结束全面管控、一边抗疫一边复工复产 ， 还有美国极其普通的防疫措施 ， 看上去似乎都不负责任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 。 如果说美国宽松的防疫措施是有几分对自己先进的医疗资源和水平的自信 ， 那么墨西哥作为一个医疗相对落后的国家 ， 似乎更没有理由那么早放松对疫情的控制 。 问题的关键在于 ， 不管是多么重大的疫情 ， 都要考虑公共卫生管控成本 ， 和这种管控对社会所有方面（包括抗疫本身）的冲击 ， 尤其是当 “代价”可能依然是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时候 ， 在实际中就一定要审慎地实施和抉择 ， 不能“一刀切” 。 其他的不说 ， 就说离恶性流感最近的传染病肺结核病人 ， 一样是呼吸道传染病 ， 中国2018年肺结核病人死亡3149人 ， 病死率接近0.4%；艾滋病感染者死亡18780人 ， 死亡率是惊人的29%；而虽然是非传染病的癌症 ， 死亡人数是229万6千人（其中最恶性的肺癌 ， 死亡率是18.4%） 。 新冠疫情突发造成的医疗资源短时间内的严重倾斜对于抗疫确有必要 ， 但持续严苛的管制所导致的医疗甚至生活资源的严格人为调配 ， 剥夺的可能不仅是很多潜在感染者及时获取求助的可能 ， 也是平时应急治疗或长期护理其他疾病重症病人所需的医疗资源（包括药品 ， 医生 ， 护士等等） 。 在封城级别的管控和全国所有的医疗和舆论资源都一边倒地倾向于防疫控疫要求的时候 ， 很多缺少生活资源的弱势群体中的潜在易感者只能被动求助 ， 而其他基础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多得多的疾病下的重症病人 ， 他们的生命或生存质量的基本维护 ， 几乎更成为一个无法进入人们视野的问题 。 另一个人们更容易谈到也更广泛的影响当然是经济 。 已经有经济学家开始比较这次疫情与非典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 尤其是对第三产业 。 经济学上的数字和死亡数字一样 ， 在经济受到冲击的失业率之后 ， 也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 ， 而最先和受到最致命冲击的一定是本来就在贫困线或温饱线挣扎、而又依附于这些产业的农村城镇人口和城市中的底层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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