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寄生虫》的思考：谁说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题图来自：电影《寄生虫》北京时间2月10日，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举行。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这也是奥斯卡历史上首部非英语最佳影片。

《寄生虫》之所以备受称赞，因为它在喜剧中演绎出了深刻，在惊悚剧情之外流露的忧伤，振聋发聩。贫穷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么？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会，在他们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中就特别提出，很多穷人因为资讯的匮乏而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说不清楚接种疫苗的好处从而不愿花钱在预防疾病上，或者因为基础设施的匮乏而生活更辛苦。但两位诺奖得主的结论，却不适用于韩国影片《寄生虫》里描述的贫民世界。《寄生虫》开篇就是住在首尔贫民区半地下室里蜗居的一家四口费劲气力寻找免费的WIFI信号，为了连接附近餐馆的信号，二十岁上下的姐弟俩蹲在窗口的马桶边上刷手机的镜头。

《寄生虫》剧照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在一个虽然需要蜗居但是基础设施完备的大都市，贫穷不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相反，值得担心的是，贫穷压力下“力争上流”的不择手段可能会限制人的“善良” 。在糊口和谋生的压力下，如果伪装和欺骗可以赚取更好的生活，他们会选择伪装和欺骗，并在伪装和欺骗中丧失自我，突破底线。但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社会病了！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韩国影帝宋康昊主演的影片《寄生虫》，在继2019年夏天斩获戛纳金棕榈奖和2020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之后，又摘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影片中讲述了四次高考落榜的哥哥基宇、同样没能上大学的妹妹基婷，和一对没有工作的父母只能靠帮比萨店折盒子这样的零工为生，而一个基宇给富家女当家教的机会，如何深刻地改变了这家人的命运。为了抓住摆脱贫困的机遇，基宇一家表现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不过，这种想象力推动的努力是否能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却又提出了《贫穷的本质》一书需要探讨却还未涉及的问题：在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和圈层折叠越来越明显的现代社会，到底靠什么能够力争上流？片名中的“寄生” ，肯定不是答案。影片引发了三方面的思考。

《寄生虫》剧照一、力争上流之不易影片中不乏力争上流的隐喻。妈妈忠淑曾经获得铅球冠军的奖牌一直挂在墙上，代表了曾经的努力和成绩，以及曾经触摸到的主流。金司机在半地下室的蜗居被豪雨倒灌时抢出来唯一的东西就是这面奖牌，因为这是鼓励一大家子力争上流的徽章。做家教，就是一种特别富有东方色彩跨越平行世界桥梁，也是力争上流的一种“虚幻”的通道，或者说至少开了一扇窗，让下层能够偷窥窗子那边上流世界的风景。甚至可以登堂入室，幻想自己真正进入了对方世界，仿佛时光穿梭的《牡丹亭》：富小姐与穷公子的姻缘，变成了叛逆期的富小姐与久考不上的落榜生的机缘，以及基于这样机缘的想象。在基宇的想象中，如果自己成功入赘进上流平行世界的话，会请一班演员来表演自己的父母。这到底是深重的自卑，还是对平行世界根本不兼容的现实深刻的理解？是不是他很清楚，如果要真正进入到那个上流的世界，首先就要学会伪装和表演。这种认知再次挑战“贫穷缺乏想象力”的论断。在智能手机的时代，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是平均的，上流的认知也不一定比下层聪明多少——下层甚至可能机缘巧合成为上流的“老师”（家教）。上流之所以是上流，更多是靠资源占有的优势，日益“阶层固化”的优势，这自然会引发下层的不满。世代的张力也显示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力争上游” 。下岗者体感到的是物质的匮乏，而年轻世代（95后/00后）焦虑的则是精神与体验的隔阂，他们向往融入，向往美好生活的体验。当金司机和忠淑在豪宅里饕餮的时候，基宇躺在草坪上看天，基婷泡在浴室里享受。年轻世代面临大都市里的沉沦，渴望的是找到跨越折叠的方向。当奋斗的大门关上时，欺骗和伪装的寄生似乎成了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