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爆发重大疫情时，政府做得怎么样( 三 )

中央与地方不协调、政客互掐。韩国是多党制和竞选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能从属不同党派，一旦出现失误便成为政客拿来攻击政敌的把柄，中央与地方政府互不配合，还在媒体上互撕，行政效率低下。 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件已令民众对朴槿惠失去信任， MERS爆发进一步激化政客的落井下石。首尔市长朴元淳（右）透露一名医生被确诊MERS后仍参加千人讲座，遭该医生否认和保健福祉部长文亨杓（左）辟谣，政府各执一词，社会谣言四起。图：news.kmib.co.kr ▾

服从文化与等级制。韩国社会等级森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即使医院收治患者也需要不断与上级确认，等待批示，十分耽误事情，釜山还出现负责MERS疫情的健康体育局组长自杀的情况。不可抗力，认知的悖论。客观来说，韩国政府早期反应不及时也是很难避免的。 MERS来自中东，突降韩国，社会对其认识、传播特点都很陌生。政府决策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可充满未知因素的MERS在当时又尚无科学论证，没有实证的推论会引发社会恐慌。但实证具有滞后性，等病例出现、传染发生后，为时已晚，牺牲品已经出现。这是鸡与鸡蛋的悖论，不好把握，民众的批评也有一定“事后诸葛亮”之嫌。 _ 后果：损失与改进 MERS疫情打击了韩国经济，零售业同比下降16.5%；出口出现了6年来最大降幅；旅游业受重创，数国对韩国发出旅游警告，游客减少210万，造成酒店、餐饮、交通业总计约26亿美元损失。韩国被隔离者在明知自己患病的情况下，还出国把病传到国外，也让韩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但危机也给了韩国一个教训，疫情结束后，韩国政府开始采取多项措施，改革公共卫生管理。韩国民众集会要求实施卫生改革。图：Yonhap ▾

针对MERS信息不透明问题，韩国颁布了公共卫生信息公开法规。供图: Park Kisoo ▾

政府改进宣传方式，并公布收治寨卡、肺结核病人医院名单。图为韩国卫生部门的宣传网页。供图: Park Kisoo ▾

改革收获了良好效果，帮助韩国在未来的突发疫情中掌握主动： 2018年9月8日韩国时隔三年再次出现一例MERS病患，政府反应迅速，第二天内阁总理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各部门先发制人式控制病毒扩散，一个月内就结束疫情，没有新增病例； 2020年1月，从韩国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到政府发布应对措施，仅用一小时，以至韩国媒体将此比喻为“破天荒” 。韩国保健福祉部公开的关于新冠病毒信息。图：ncov.mohw.go.kr ▾

这场MERS抗击战，也给韩国留下文化遗产，催生一批优秀艺术作品， 2016年电影《釜山行》受MERS启发，在国内外取得良好口碑，灾难片已成为韩国影人驾轻就熟的类型片。

_ 启示与教训尽管在医院制度、中央地方关系等方面，韩国与中国存在差异，应对突发疫情的处理策略也不同，但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当今重大突发事件对政府应急与沟通能力提出的严峻挑战：在科学认知上，随着大自然生态和全球环境变化，不断有全新的病毒和疾病出现，挑战政府认知水平；在法律和制度上，上下级沟通不畅，汇报与决策速度跟不上病变速度，对管理制度提出新挑战；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全球化，加速疾病传染速度。过去应对瘟疫，主要解决医疗科技条件，人口流动因素影响小，疫情很容易控制在一个固定区域，但今天最大的挑战来自人口大流动，特别是恰逢春运这种世界最大人流潮，无论国内国外威力都是巨大的。最后是信息高速传播，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虽民众能迅速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可难以辨别的谣言也大量涌现，民众对信息披露、透明度、及时性的要求升级，对政府的反应速度和信息控制发起挑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人类的学习和进化能力是很强的，挑战和历练才能让治理更完善、社会更进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最后，感谢韩国疾病防控中心新闻官Park Kisoo先生对本文写作的帮助，为文章提供了一手信息和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