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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基层社区: 上百人被隔离“连根体温计都没有

武汉基层社区战疫困局: 上百人被隔离在酒店 “连根体温计都没有”笨手笨脚大鱼号02-03关注亲历者：1月29日晚上 ， 接受了社区的安排 ， 到定点酒店进行隔离 ， 但是里面没有医护人员 ， 甚至“连根体温计都没有” ， 上百人住在里面 ， 存在交叉感染的危险 。 2月1日 ， 武汉武昌放鹰社区书记的一封特殊的求救信出现在网上 。 “我这几天天天在没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和确诊病人一起 ， 昨晚还扶一个高度疑似老人下楼去医院 。 看着那么多社区发热尤其是确诊病人得不到救治 ， 每天急得哭 。 ”“之前我已报了多次……让社区去解决……社区工作者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 ， 我们几个同事因为接触病人都在社区睡觉不敢回家；生怕成为带菌者传给家人 ， 请一定一定保证社区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 今天务必派人到社区 ， 一是帮助处理应急事件 ， 二是安抚一下压力巨大的社区工作者！”这封信很快淹没在潮水般的疫情信息之中 。 汹涌的疫情面前 ， 社区被看做是第一道“防波堤” 。 基层工作者们承担着维持正常运转的任务 ， 也担负了最沉重的压力 。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 我老婆都好像是跟我告别一样”接受采访的时候 ， 已经是晚上九点 ， 徐晴还没忙完手里的工作 。 她是汉阳区建桥街车站社区书记 。 车站社区距离汉口火车站不到10公里 ， 是大型的老旧社区 ， 也是武汉疫情感染的重灾区 。 这片社区有3000多户 ， 加上流动人口 ， 总计9000多居民 ， 社区工作人员却只有9名 。 一开始听说有人感染病毒的时候 ， 徐晴想到了十七年前的SARS 。 后来听到“不传人”的消息 ， 也就放下心来 ， 还跟其他人说 ， 要相信政府 。 春节之前的工作有很多 ， 给低保户发放过节物资 ， 还要搞演出 。 1月23日 ， 武汉开始封城 。 第二天 ， 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7号通告 ， 对发热的居民进行分级分类诊疗筛查 ， 社区负责初筛诊断 。 与此同时 ， 政府将全市2000多个社区书记的联系方式公之于众 。 徐晴一天之内接到超过一百电话 ， 半夜手机还在响 。 有些居民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 只是比较压抑 ， 内心恐慌 ， 不知找谁诉说 ， 也打电话进来 。 疫情来势汹汹 。 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共9人 ， 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值班 ， 有的工作人员觉得招架不住 ， 有抱怨情绪 。 当时徐晴刚做完手术 ， 还在休养 ， 回到岗位之后 ， 她将班底分成两拨 ， 四个人一组 ， 轮流值班 。 “一开始的时候 ， 给我一种打乱仗的感觉 。 从上到下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 什么事情都往社区下面推 ， 导致居民全部涌向社区 ， 我们压力很大 。 ”徐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工作在前线 ， 有家也不能回 ， 他们担心病毒传染 。 胡明是车站社区的卫生主任 ， 他跟绝大多数居民一样 ， 在政府公布疫情的严峻情况之后 ， 才意识到防护的重要性 ， 戴上了口罩 。 “太晚了 。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 “大家都觉得医院是第一线 ， 其实社区也是第一线 ， 但外界很多人还不知道社区在做什么 。 ”社区负责对出现症状的居民进行登记 ， 了解情况 ， 有时还要上门提供帮助 。 “我们的医疗设施、防护物资 ， 专业技能知识也都不够 ， 所以处于非常一个危险的状态 。 防护服现在有了 ， 但是跟医院不太一样 ， 级别没有医院的好 ， 感觉是外观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 。 口罩也是普通的 ， 听说医院是四小时一换 ， 我们一戴就戴一天 。 ”胡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车站社区里的老年人很多 ， 都是“婆婆爹爹” ， 约占全部人口的四成 ， 这给防疫工作带来了困难 ， 常规的微信群远远无法覆盖全部人群 ， 告示也贴 ， 但有人可能不看 。 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办法 ， 胡明带着喇叭 ， 跟同事到社区里喊 ， 走完一圈需要一两个小时 。 上午两三个人 ， 下午两三个人 ， 也顾不了是否扰民了 。 “说实话 ，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 我老婆都好像是跟我告别一样 ， 因为我们心里都很害怕 ， 但是害怕又能怎么样呢 ， 还是要去做 。 ”胡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本来是整体性的问题 ， 最终由基层社区买单经历了早先的混乱 ， 物资的短缺得到了缓解 ， 但不断增长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 ， 这让基层社区不堪重负 。 车站社区书记徐晴对此深有体会 。 居民出现发热和咳嗽等症状 ， 在社区登记后 ， 被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有时候就会被拒绝 ， 对方建议直接送到定点医院去 ， 但医院床位又非常有限 。 有时 ， 社区工作人员去卫生服务中心帮病人拿药 ， 如果没有这个药 ， 矛盾又会转到社区 ， 徐晴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 赵雷经历了这一切 。 辗转四家医院 ， 他终于给高烧38°度的奶奶找到吸氧和打针的位置 。 奶奶已经73岁了 ， 医院里到处都是折叠床和吸氧设备 。 “说实话 ， 社区真的帮不上忙 。 ”赵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1月16日 ， 先是赵雷的父亲出现了发热症状 ， 当时没在意 ， 以为是普通感冒 ， 但咳嗽越来越重 ， 住院之后 ， 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 为了给赵雷一家减少负担 ， 奶奶回到位于黄陂区的老家 。 1月26日 ， 奶奶也出现发热症状 ， 但没跟家里人说 ， 只是自己居家隔离 。 赵雷意识到不对 ， 赶紧把奶奶接回来 。 他先是带着老人去了社区医院 ， 但对方表示 ， 病情太严重 ， 还是直接去大医院 。 赵雷只好带奶奶去附近的东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 ， 照了CT ， 肺部已经感染 。 医生建议他们去对口的定点医院做试剂检测 ， 住院治疗 ， 但接连跑了两家医院 ， 都没有床位 。 几经辗转 ， 赵雷终于在汉口医院急诊科排上了一个吸氧的位置 。 社区医院曾联系过赵雷 ， 可以让老人到附近的酒店集中隔离 ， 避免传染 ， 每天有医生检测体温、管吃管住 ， 但没有治疗和吸氧设备 ， 14天隔离期内不准家人探视 。 想到老人的身体状况 ， 赵雷拒绝了 。 武汉市洪山区的郑斌也求助过社区 。 他外婆81岁 ， 肺癌晚期 ， 1月27日开始低烧 ， 双肺感染性病变 ， 但定点医院因没有床位、无法收治、不能做核酸检测 ， 而不做核酸检测 ， 就不能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 ， 继而无法住院治疗 ， 陷入死循环的郑斌一家到社区医院求助 ， 社区医院建议“先赖在医院留观室再说 ， 那里医疗条件比社区好” 。 回到普仁的外婆在留观室打消炎针 ， 但没有吸氧设备 ， 呼吸越来越困难 。 第二天凌晨 ， 外婆在家中去世 。 他给《中国新闻周刊》的文字回复中写着 ， “就是眼睁睁看着最亲的人死去 。 ”矛盾不断加深 ， 有时甚至会激化 。 社区医院缺少防护物资 ， 医疗条件有限 ， 并且面临着感染和减员的困境 。 本来是整体性的问题 ， 最终由基层社区买单 。 李涛是第一批加入志愿服务的网约车车主 。 1月26日 ， 他进驻放鹰台社区 ， 看到社区书记一个人在支撑 。 当时 ， 武汉已经封城 ， 公交车和地铁停止运行 ， 工作人员连上班都成了问题 。 放鹰台社区就位于湖北省委旁边 ， 住着很多老人和干部 ， 社区工作不胜负荷 。 书记没有足够的防护 ， 还要帮助出现症状的居民上救护车 ， 最终也病倒 ， 只好在家隔离 ， 同时远程指挥 ， 于是有了前述的网上公开信 。 采访人员向放鹰台社区书记表达了采访的意向 ， 但对方以忙碌为由婉拒 。 要把“黄豆”和“绿豆”分开“如果按照我们建议的分层管理的方案真正实行起来 ， 2-4周湖北境内疫情就会得到极大控制 。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教授、国际学术期刊《新发病原体与感染》主编卢山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 1月27日 ， 卢山和另外45位病毒学家发起了分层管理的倡议书 。 简易急性呼吸道诊疗中心可以设在2-3星酒店 ， 而不是已经人满为患的定点医院 。 酒店由当地政府征购和借用 ， 留观病人可以在里面吃住、看电视 ， 生活条件有保障 。 把社会上流动的百分之八九十疑似患者控制住 ， 哪怕还留有百分之一二十 ， 压力也会小很多 。 2月2日 ， 疫情持续蔓延 ， 卢山在给本刊采访人员的邮件中回应：“我们的方案仍然有效 。 ”同一天 ， 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 ， 要求对所有疑似患者集中隔离 。 用司机师傅李涛的话说 ， 要把“黄豆”和“绿豆”分开 。 但问题依然存在 。 车站社区的隔离点有两个地方 ， 一个是铂豪酒店 ， 另一个是区委党校 。 接受采访的时候 ， 社区书记徐晴正在忙着进行分批隔离 。 隔离点的设施还没有准备完善 ， 比如暖气 。 因为担心病毒扩散 ， 酒店的中央空调不能打开 ， 里面很冷 ， 这对于老年人群是个大问题 。 张女士在微博公开求助 ， 夫妇二人都是高度疑似患者 。 1月29日晚上 ， 他们接受了社区的安排 ， 到定点酒店进行隔离 ， 但是里面没有医护人员 ， 甚至“连根体温计都没有” ， 上百人住在里面 ， 存在交叉感染的危险 。 政策的落地 ， 需要依靠社区 ， 居民的生活与防控也需要依靠社区 ， 在离市民最近的第一道防线 ， 是武汉自救的根本 。 （文中徐晴、胡明、赵雷、郑斌、李涛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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