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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幸存者：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二 )

非典幸存者：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2003年6月11日 ， 加拿大多伦多综合医院 ， 两名穿着SARS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名病人 4月15日我自己又去了一趟人民医院打针 ， 但是这时候一天比一天咳嗽多起来 ， 憋闷得很厉害 ， 还是浑身疼 ， 而且发烧始终没降下来 。 一般是上午能降到38摄氏度 ， 从天黑开始 ， 又达到39.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样子 。 虽然没什么胃口 ， 我还是使劲让自己吃一些东西补充点体力 。 4月16日一早醒来 ， 我感觉自己实在挺不住了 。 我和阿斌说：“咱们再去一趟医院吧！但是这次咱们要把钱带上 。 ”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 我觉得 ， 这一次去医院 ， 他们不可能再放我回来了 。 阿斌带上钱 ， 还是全副武装又跟我去了 。 这一次我们挂了一个呼吸科的专家号 。 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 ， 才轮到我 。 医生姓何 ， 我跟他说了自己的病情 ， 但是感觉这位专家好像并不是太在意 ， 他还是让我去化验血和做胸透 ， 除此之外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 ， 比如说“你这个症状应该去看急诊”之类的 。 何医生说 ， 他马上要去电视台录像 ， 让我等到结果出来之后找另外一名姓曹的专家看 。 后来我知道 ， 这位专家去电视台就是谈怎么预防“非典”的 ， 可是我这个病人活生生地站在他眼前他却毫无反应 ， 想起来这真是个讽刺 。

非典幸存者：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2003年5月 ， 北京小汤山医院建成 ， 专门收治“非典”病人 再一次验了血、拍了胸片 ， 我坐在二楼一个挺清净的地方等 。 阿斌来回跑 ， 问片子的事 。 这时候我心里很难受 ， 我自己觉得可能逃不了这个病 。 因为这已经是发烧第6天了 ， 而且我做透视的时候 ， 感觉已经无法做深呼吸了 ， 一深呼吸就咳嗽 ， 最后只能勉强拍了片子 。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 ， 阿斌从楼梯那头走过来 。 虽然他戴着口罩 ， 脸上大部分被遮住了 ， 但是我一看到他仅露着的眼睛就知道 ， 事情不妙 。 我接过片子一看 ， 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 。 ” 愣了几秒钟以后 ， 我才反应过来 ， 说：“那赶紧找大夫啊！”于是我们来到了之前那位专家交待的曹大夫面前 。 曹大夫戴着口罩 ， 这时候已经把白大褂换了下来 ， 好像要去吃饭 。 他旁边有一个女大夫在和他聊天 。 听我讲完病情之后 ， 曹大夫拿着我的胸片看了一会儿 ， 然后回头和刚才闲聊的女大夫说了一句：“看 ， 又是一个！”那个女大夫赶紧坐直了说：“那你这个地方我还是少来吧！” 听他这一番话 ， 我更加确信我百分之百回不了家了 ， 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把我记录在案 ， 把我送到某个地方隔离起来 。 可奇怪的是 ， 什么都没有发生 。 曹大夫还是要出门的样子 ， 临走前嘱咐我再打几天抗生素的针 ， 开了四五天 。 我问：“怎么还打这个药？不需要隔离吗？不住院吗？”曹医生没有直接回答我 ， 只是说：“你先打吧 。 ”他这么处理我倒又高兴起来 ， 我想人家大夫不比咱们明白？它必定不是这个病 ， 如果是的话能放我回去吗？所以特别真诚地谢谢他之后回家了 。 可是回到家静下心来一想 ， 我还是没有办法骗自己 。 我开始冷静地想想该处理一些什么事情 ， 于是陆陆续续打电话 ， 给单位的同事 ， 给我的朋友 ， 告诉他们我得了“非典” ， 有些事情应该安排安排 。 不过大部分人接到我的电话的第一反应都是：“得了 ， 你别瞎扯了 ， 如果是‘非典’肯定早让你住院了 ， 既然不让你住院肯定不是！” 不过还是有几个朋友 ， 没说这个话 ， 其中一个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学常莉 ， 她听到我讲的经过之后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 我后来才知道 ， 常莉放下电话后一溜小跑 ， 跑到《人民日报》卫生组组长白剑锋那里 ， 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同学得了“非典” ， 却住不上院 。 白剑锋马上给四个医院——人民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 。 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 ， 它们本身就是传染病医院 ， 按道理应该接收传染病病人 。 可白剑锋发现 ， 对方不是找不到人 ， 就是没有病床 。 白剑锋是一名专门跑医院的采访人员 ， 他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 。 首先传染病医院人满为患 ， 其次确诊为“非典”的人都没有院住 。 当天晚上 ， 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 。 那时我已经无法正常起床 。 我小时候是练体操的 ， 身体素质特别好 ， 可是这时候我的身体都不支持自己有这样一个大动作 ， 我必须侧着身子 ， 先变成半卧 ， 再用手扶着自己的膝盖 ， 跪着起来 。 每走一步手都要抓东西 ， 眼睛开始发黑了 。 可奇怪的是 ， 到了那个时候 ， 咳嗽也并不厉害 。 我已经没有力气抬手接白剑锋的电话 ， 是万莹在厅里接的 。 万莹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讲给白剑锋听 。 了解完情况之后 ， 白剑锋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 这时候已经是17日凌晨 。 这时候我话都说不出来 ， 在电话里能听到自己嘶嘶的喘气声 。 白剑锋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好 。 他说：“你不要着急 ， 我们都在帮助你 。 ”除了“谢谢” ， 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再说别的 ， 可是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记得…… 17日白天病情更加严重 ， 上午就烧到39℃多 ， 气都上不来了 。 已经走不动路 ， 一站起来眼前都是黑的 ， 出现缺氧状态 ， 脸上跟有小虫爬似的 ， 可能皮肤上的血液开始缺氧了 ， 脸都黑了 ， 嘴唇变紫了 ， 手也变色了 ， 很危险了 。 到了这个时候 ， 也没有别的办法 ， 我只能继续去医院打针 ， 但打针也知道没有用 ， 死马当活马医吧 。 这一天去医院的时候我想这一次怎么着也应该住院了 ， 死也要死在医院里 。 我让阿斌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 ， 再一次去了人民医院 。 还是在门诊打针 。 门诊照例不少人 ， 很多人都在发烧咳嗽 。 可能人民医院内部这时候已经有人感染了 ， 这一天增加了一个新规定：在门诊打针的人必须得交肺片 。 阿斌于是把我那张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的肺片交给了打针的护士 。 打到一半的时候 ， 护士长来了 。 她问：“谁是礼露？”然后对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打针？你这种情况应该去急诊打！” 我心想可遇到明白人了 ， 我也纳闷自己怎么能在这里打针 ， 传染给别人怎么办？可是医生当时给开的就是在门诊打呀 。 护士长于是拿着我的点滴 ， 把我“牵”到一层急诊去了 。 一到那儿 ， 有一个人出来问：“是谁发热？是本院大夫吗？”护士长的表情一下子有点不自然 ， 说“不是” ， 意思是我是外面的普通患者 。 那个大夫马上说：“那我们不收 。 ”有那么几秒吧 ， 我们全愣在那了 ， 护士长擎着我的点滴瓶子 ， 我们三个站在那儿 ， 不知道该怎么办 。 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对我说：“反正你不能在我们那儿打 ， 你今天就在这儿打完吧 ， 明天不能再去门诊打了 。 ”我问她能不能给写一个门诊转急诊的说明 ， 她说得找给我看病的大夫 。 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找不到那位曹大夫了 ， 情况特别混乱了 。 我记得还有一个“中财”的患者问医生：你们这样把我放回去 ， 我怎么办？我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和上班的人 。 医生沉默以对 。 这一天再次做了透视 。 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的右肺也感染了 。 两肺全坏了 ， 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幻想了 。 阿斌身上带着钱 ， 我们到急诊 ， 再次寻求住院 。 两个医生或是护士 ， 在走廊的角落闲聊 ， 我那时候已经学会和别人站很远的距离 ， 而且不说话 ， 都是阿斌去问 。 阿斌问她俩：“如果得了‘非典’ ， 而且已经发烧好多天了 ， 能不能住院？”那两个人特别本能地离我远了一点 ， 然后说要等病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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