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站出来的欧洲“慰安妇”：等待一个道歉( 二 ) 年轻时的扬&m

　　战后她曾试着向亲人倾诉。母亲、父亲和她的丈夫分别听完她的倾诉后，沉默不语，再也不提起这件事。

　　她知道另一些幸存的同伴回到家人身边，只得到一句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吗？或是我知道你的遭遇，她们感觉到父母已无法再承受更多，于是之后再未提起。

　　但沉默并不能消弭她们内心的恐惧和耻辱感。在结婚后，扬从未能享受性生活的快乐。接连流产3次后，她动了一次大手术，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始终弥漫在她心中的恐惧，常常会突然袭来。她害怕黑夜降临，因为天黑意味着我们会被集中强奸；拒绝接受鲜花作为礼物，因为她曾被日本人用一种花命名；当带着孙女出去玩，遇见上了岁数的日本男游客请求合影时，她很想远远躲开，但结果却是礼貌地微笑着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她在集中营时已习惯服从。

　　她保留着一条手绢，上面绣着和她一起被关进那间慰安所的7位荷兰姑娘的姓名。当女儿发现这块手绢时，她总是一把夺过，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然后一言不发。

　　要把深藏心底50年的故事公布给全世界，就要先告诉两个女儿。犹豫多次，她还是没法说出口。为此，扬花了一周时间，把那些最痛苦的回忆写在日记本上，复印后交给女儿们。

　　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精神疏导，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给予的帮助，我们只能默默生活下去，在他人面前，那一段悲惨的遭遇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在自传《沉默五十年》一书中，她这样写道。

　　她最终决心打破沉默，缘于1992年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时年67岁的韩国籍慰安妇金学顺首次揭发日军残暴的慰安妇制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

　　听到被翻译成英文的慰安妇这个词语后，扬愤怒到无法接受，它听起来柔和、温顺，完全无法代表我们曾受过的痛苦。

　　她更无法接受的是，当时日本政府拒不承认甚至完全漠视这一问题。她决心作为欧洲的受害者站出来，以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

　　再次开口，她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故事：我必须站出来，把我的故事讲述给世人听，希望有助于阻止类似暴行的发生。

　　扬意识到，慰安妇制度不只是一个日本二战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更是一个保护战争中妇女权益的问题。

　　妇女为什么总是在战争中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她说，强奸好像天生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好像战争使强奸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战争中发生的强奸是一种权力游戏，被当权者当成了慰劳士兵的奖品。强奸还被当成一种武器来使用，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这种行为是对人权的极大犯罪。

　　那次举办于东京的听证会上，她全程十分平静，可是当来自澳大利亚的媒体采访她时，扬突然有些害怕家乡的朋友看到，会作何反应。

　　那时，她已定居澳大利亚。她是一位优雅的退休小学教师、一个慈祥的祖母、一个总是笑脸相迎的好邻居、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没有人把她和慰安妇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但是她知道，那段黑色的记忆是始终躲不过的。在日军的慰安所，她试着搬出《日内瓦公约》抗议被强奸的命运，也想办法在各种地方躲藏，甚至剪去全部头发做一个秃子。这些挣扎最后换来的是更严厉的殴打、威胁，甚至求助前来检查的医生，也只换来又一次的侮辱。那时的她始终坚信，不做任何反抗而轻易就范，就是一个弥天大罪。

　　扬·鲁夫·奥赫恩是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去东京参加听证会的。来自韩国、中国、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受害者相继上台，虽然语言不通，但她们团结一致。来自韩国的受害妇女拥抱住在作证的朝鲜妇女，哭着说，竟不知北方姐妹们也遭受了同样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