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真相：文学让灾难以本来面目示人( 四 ) 1986年4月26

由人性、魔性而抵达神性

书写了那么多人的声音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自己是否抓住了真相，仿佛依然没有把握。她认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忠实记录。她忠实地记录下防护协会负责人说的“这场悲剧中泛滥着谎言，这些谎言就跟人们之间打招呼一样频繁！”她也忠实地记录下物理学家说的“他们把科学、医学和政治混为一谈！”

切尔诺贝利，仿佛已经由一个地名，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它指代着一个“恶魔实验室” ，一个“白日梦工厂” ，一个“记录真相的黑匣子” ，一个充满了真相和谎言的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同时，它也是一个上帝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还会重复出现的名词。

正因为作者这种最大限度地隐身，所有的声音又相互产生了自发对话的效果。这本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不断出现的“我们”和“他们” 。每一次， “我们”都是无助、无辜、无奈的代名词，而“他们”则总是入侵者、施暴者、蛮横者的代名词，只在很少的情况下， “他们”指向体制，指向当权者。

站在这个世界之外才发现， “我们”和“他们”原本都是受害者，因而二者彼此间如此的相互指认立时变得荒诞，因而各自的处境也立刻充满了更为深重的悲剧感。原本是一部口述实录，原本是由不可辩驳的证人和证词揭开灾难背后的体制谎言，但证人和证词之间的相互误判，又同时给这样一本书增加了更为深刻的维度——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最后的落脚点总是批判体制，那总归显得肤浅——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文学总是能够击中体制之外的人性魔咒，获得一种与宗教感相似的神性光芒——一本遍布痛楚的书，以爱情故事开始，以另一个爱情故事收尾，唯有“神性”才能解释。

某种意义上说，《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一部借由人性、魔性而抵达了神性的作品。不仅因为它书写的灾难之酷烈，让人渴望接近神的意志，更因它本身所唤醒和感召了一种属于文学的尊严——一种绝不置身事外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