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西藏，只能用来朝圣吗？( 四 ) 一提起西藏

新京报：可不可以这样说，以《撞死了一只羊》为起点，你的影像会加入一些更虚幻或更魔幻的元素，开始往你的小说靠拢？

万玛才旦：这也不是靠拢。的确，我的小说的讲述方式，还有所营造的意象，跟《撞死了一只羊》是很接近的。在这部电影以前，在我的小说里，只有《塔洛》被改编成了电影。而《塔洛》是一部比较写实的小说。在《塔洛》之前，我的很多小说都不是写实的。所以，以前若大家看过我的小说和电影，就会发现我的小说和电影有着很大的反差。

新京报：你的小说和电影很不一样，但它们有没有什么互相影响的地方？你现在还写小说吗？

万玛才旦：我现在还写小说，但写得不是那么多了。我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学电影。我现在回头看我2000年以前的小说，发现很多其实是可以改编成电影的。

当然，我学习电影也影响了我的小说创作。比如说，我小说里的对话方式，叙事节奏和一些设计都在我上电影学院之后发生了改变。

新京报：你曾说你受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很深的影响，你能谈一下这些影响具体都体现在什么地方？是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形式上？

万玛才旦：都有。因为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学阅读年代。那时我接触了很多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我一开始接触了很多现实主义的东西，比如革命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形式比较单一。

在八十年代初期，很多西方现代文学进来了，许多中国大陆的作家也写出了类似的、比较有实验性质的作品。比如余华、阎连科、格非、苏童、残雪等，这些作家都是那时先锋作家的代表。我先有了这样的阅读经验，然后才慢慢进入到写作的实践中去。我也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像《撞死了一只羊》就是带点荒诞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说，这肯定不是我突然转变。